同时在纵深预留机动作战兵团,待其人困马乏之时再重兵出击。
如果有更超前的军事眼光,那就应该以海制陆,从海上登陆清军后方,不断实施牵制、骚扰战术,就可以让清军也处处补防,把他为数不多的兵力牵制得到处都是。
这不仅仅体现在谍战上,对战场也是两眼一抹黑。
大明军队对于鞑虏往哪里跑,下一步要打哪里完全靠蒙。
2、情报失灵导致明朝廷对清军态势判断严重失误
从事后清军达成的目标来看,清军此次入塞的战略目的有三一是抢钱、抢人,回去好种田。二是作战略侦查,顺便破坏中原腹地。三是消耗明军实力,坚决消灭敢于和清军对决的军事力量。1636年阿济格入塞前,皇太极召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成亲王岳讬及出征主帅英郡王阿济格和文武大臣,晓谕用兵事宜“城池能克则取,不能取则不取,所掠人畜,不许争抢,平均分取,师行宜速勿缓,彼处汉人,若出城野战,破之甚易”。
临阵决断,朕不如卿等多矣。呆在大军中,只会碍手碍脚,让诸卿束手束脚,处处请示,贻误战机
指着御案上的对虏概要说道“朕说卿等保守,”
在皇太极运筹帷幄,多尔衮、岳托指挥清军破关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明朝廷和明军失败的命运。明朝廷对于清军入塞毫无觉察、毫无准备、决策应对失当,步步都是臭棋。
估计明朝廷仍然认为这一次和1636年阿济格入塞一样,在北京附近转悠几天就走了,没有谁会想到清军会深入内陆上千里,在河北、山东烧杀抢掠,“仅济南城,死尸即达十三万具,全城财物焚掠一空。自京郊庆都、新乐、真定、栾城、柏乡、内丘,至顺德,行程千里,一望荆棒,四郊瓦砾”,整个畿南郡邑,民亡之十九”。
明朝廷对清军态势有三不知。
第一,不知道清军兵力。史料没有清军兵力的记载,但分析来看,满、蒙八旗、汉军旗及蒙古各部皆有参与,按照通常的说法,入关前满洲牛录308,蒙古牛录76,一牛录标准人丁300人,考虑到不满员,全按200计算,共76800,再参照第四次阿巴泰入塞“率内满洲、蒙古、汉人二十四固山各固山额真官军一半,外番蒙古兵一半往征明国”用了一半兵力计算,38400,再加汉军八旗和外藩蒙古各部,最少有5万人吧,除去炮队,全是骑兵。第二,不知道清军动向。明史记载“大清兵南下,三路出师一由涞水攻易,一由新城攻雄,一由定兴攻安肃”。
崇祯实录记载“十一年十一月,清兵自良乡,高阳,逐州向河间,闯入塞,分四道,一趋沧灞,一趋济南,一趋临清,一趋彰德卫辉”。满清官修的东华录记载“左翼睿亲王多尔衮奏臣等毁明边关入,两翼兵马,约会于通州河西,由北边过燕京,自涿州分兵八道,一沿山下,一沿运河,于山河中间,纵兵前进”。清军南下的动向,应该以清军史料为准,明史和崇祯实录的记载应该是明朝廷的判断,显然判断有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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