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纸的成本变得很大。
油墨跟不上去，那怕铜活字出来字都不敢印小，否则笔画多的繁写字便会印糊掉认不出来，因此一页一般只有一百来字，后来一页怎么着也有六七百字，字小的都超过了一千字，这意味着浪费数倍的纸张，纸多贵哪！有一门好处，看这种书不易得近视眼。
装订也有问题，但刘昌郝不确定是纸张原因还是油墨原因，不敢随便乱说。
所以书籍贵得怕人。
刘昌郝还忽视了一条，盗版。
宋朝书商也防盗，一般在刻书时，他们会在首尾刻一图记（防伪标志）与牌记，牌记会载有出版人、刻书人、出版日期以及防盗宣言。“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得覆版”。我这本书已在官府哪里备了案，你们不得翻印。
官府也查盗版，查到后销其雕版，然而不管用，各地都有盗版商，特别像苏东坡这些大文豪，盗版商专门盯着他的文章，然后苏东坡无奈地说：“某方病市人逐利，好刊某拙文，欲毁其板。”
书的成本除了人工费，纸墨外，还有雕版的成本，卖得越多成本分摊得越低，反之盗版风严重，卖得少，成本就会越高，书价居高不下。如王琪出任苏州知府时，将自家珍藏的杜甫诗集拿出来印了一万本，每本20册，以一贯钱的价格销售，因为便宜，瞬间抢之一空。实际不管多少卷，这本书不过十几万字。当然这是诗集，占纸张，不大好说，可七十几万字的《汉书》竟然售价五千文，一头大肥猪也不过三贯来钱。
但宋朝已经比以前朝代好得多，特别是上古时代，只能在竹简上抄书。
刘昌郝来到掌柜面前，他只能从衣着区分出此人是店里管事的人，究竟是东家雇来的掌柜，还是东家本人，那就不清楚了。
“徐大丈人，吾著写一本蒙学，欲托贵家印发。”
老人姓徐，是别的顾客呼出来的。
“让某观一观。”
不能说轻慢，也不能说有多尊重，毕竟刘昌郝岁数太小，“美丽”的相貌又颇让人无语。
刘昌郝拿出那本三字经，实际就是几张纸，只有几百字。
老人愣了一下。
自东汉起，“经”的地位越来越高，不管是儒家或佛道。
如佛教，中国也著有许多佛教书籍，然冠以经的只有一本，禅宗六祖慧能的《坛经》。
或者其他方面的，如两晋大学者郭璞所著的《水经》、《葬经》，扁鹊的《难经》，宋人根据华陀遗著整理出来的《中藏经》，算经十书（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五经算术、缉古算经、缀术、五曹算经、孙子算经）。
搞不清作者的《青囊经》、《山海经》、《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等，与儒释道无关，但在学说史上有着极其祟高的地位。
儒家公认的只有十三本书是“经”（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春秋谷梁、论语、孝经、尔雅、孟子），三字经可能是宋末大儒王应麟写的，但原来的名字未必叫三字经。
当然，随着三字经的流传，大伙对它冠以经命书名也没有争议了，因为它就是蒙学上的明珠、皇冠、“经”！
刘昌郝没有弄清楚，大咧咧地在书名字写下了三个大字：三字经。
徐掌柜还没有看到内容，只有薄薄的几张纸，这个无所谓，因为这时代许多书籍皆不长，如周师厚的《洛阳花木记》仅六千余字，也有更长的，南宋史铸所著的《百菊集谱》长达四万两千字，但有许多是更短的，唐庚的《斗茶记》只有四百字，范成大的《桂海果志》《桂海花志》只有六百字。
与长短无关，徐掌柜直愣愣地看着那个经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