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知道，不管所谓大宋朝的城市化进度有厉害，这年头的大宋，依然是一个典型的以农业为基础的中世纪皇权社会，而偏偏和其他所有地方一样，碍于生产力和组织先进度的问题，皇权的末梢结构是难以触及到最底层老百姓，也就是所谓皇权不下乡的意思。
而这种情况，就会滋生问题。
首先是小农经济的脆弱，使得基层百姓在高利贷与租息盘剥面前变得毫无抵抗能力，而这种脆弱，又会使得诸如摩尼教这种具有贫民自助保险业务的宗教趁虚而入，挡都挡不住，最后就是民不聊生，和邪教泛滥，最最后就是揭竿而起。
但与此同时，另一个荒诞的现实在于，皇权如果强行入乡社，反而会造成更大混乱与损害——因为在皇权时代，跟官府比起来，什么和尚道士地主都简直算是白莲花！
甚至，那些和尚道士地主之所以能够盘剥百姓，敲骨吸髓，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附于皇权后的作恶。
这种情况，再过八百年都难以改变。
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种温和的基层组织形式，既能对上服从统治，又能对下起到安抚作用。
历史上占据这个位置的不是别的东西，正是宗族。
而宗族想要起到切实作用，很大程度上是要有经济基础的，故此，族产这个东西的作用毋庸置疑。
那么成制度的族产又是谁发明的呢？
答案是范仲淹。
范仲淹发明了族产之后，立即得到大宋朝廷的强烈认可与提倡，并迅速席卷了整个中国。
没办法，尽管族产和宗族在后来的时代那里是落后的代名词，但在眼下，面对着上方的皇权，村社内部的寺观、地主、高利贷者，以及最下层无孔不入的邪教结社，这已经是一种相对而言非常进步的村社集体经济组织形式了。
回到眼下，对于赵玖来说，基层缺乏组织这个问题同样是切身存在的。
其实，赵官家面临的问题非常多，他要北伐，北伐需要兵强马壮，需要钱粮财帛，但也要内部的安定，与后方的缓和，而且随着他本人直接参与执政以后，也渐渐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比如说从张荣哪里出来以后，回想着张荣的拷问，他心里一直难安，一直想针对某些群体做点事的，好像不做点事，连北伐都会失去意义一样……实际上，这也是他此番联合赵鼎发动此事的一个初衷。
推行桑基鱼塘的混合农业，然后专门做基层集体经济，正是他的一个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