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扬州印刷的粮票、盐票，跟李慢侯的东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作为善于用钱引敛财的宋朝官员，他们都知道李慢侯肯定是利用这种票据在敛财，可当初这些票据在江北的藩镇势力里流传，他们根本限制不了。当赵鼎收回了一些藩地后，在这些地方打击这种粮票和盐票，就成为朝廷的一种政策。
盐票、粮票也被称作藩票，藩引。畅行江北，已经有五个年头，老百姓早就接受了这种比钱引靠谱的多的货币。虽说这些藩引会随着粮食和食盐上下波动，可钱引那可是一水的下行，只跌不涨，相比而言，藩票可靠多了。
因此赵鼎在扬州、真州直到开封府，推行的钱引制度，其实对抗的并不是东藩势力，更多的是跟民间经济力量对抗。这种对抗，如果没有政权强制介入的话，肯定是会失败的。吕颐浩在徐州、泗州遭到的遏籴，其实就是一种无声的反击。
这次朝堂上的争斗，吕颐浩甚至都不是主角了，任用晏湲，为他引入了一个强援，户部尚书晏孝广自然是支持他的。
晏孝广跟一群言官开始激辩，双方其实都不着四六的乱弹琴，精确的金融逻辑他们都不太懂，所有的辩论都处在思辨阶段，无法用数字范式拉回到科学领域，时代局限，否则金融学和社会学可能就诞生了。
最大的大旗肯定就是国与民了。赵鼎系的言官认为推行钱引，于国有利。吕颐浩系的言官和晏孝广则高举老百姓的大义，认为江北的淮引已经流行数年，老百姓皆喜欢淮引，用淮引便民。
利国还是利民，这种冲突，从王安石和司马光时代就开始了。最终靖康年间自愿殉难的太子傅孙博总结说“祖宗法惠民，熙、丰法惠国，崇、观法惠奸”，意思是祖宗之法是利民的，王安石变法至少是利国的（财政大大扩充），蔡京时代的法是利于奸臣的。这个说法，得到了最广泛的认可。
现在朝堂上演变成了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斗争，结果也就没有结果了，因为司马光的信徒更多。自王安石变法以来，似乎所有的名臣，都是反对者。司马光那些人，如果只是教条的认为他们是出于私利，代表地主阶级在打击变法，那就真的太小看他们了。他们跟王安石一样，都是出于内心根深蒂固的观念在战斗。如果仅仅是为了私利，那其实太容易对付了，收买就可以了。
恰恰是这种，不计私利，只为理念而斗的行为，是很难办的。王安石身后有宋神宗，却一直孤身战斗，宋神宗同样也在孤身战斗，因为宋神宗的母亲、皇后都是反对他变法的。两个孤独的人，试图进行一场宏达的改革，注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王安石之后，蔡卞继续推行变法。但已经大势已去，宋神宗一死，司马光、苏辙废了所有新法，只保留了极小一部分，其中就包括代役法和西军。直到蔡京当权后，才开始大肆打击司马光派系，将司马光当时的大批名臣列为奸佞，刻元祐党人碑，列在党人碑上的官员，重者关押，轻者贬放远地，非经特许，不得内徒。党人碑就立在皇宫前，上朝的蔡京党羽，都要向碑上吐口水。
围绕这块石碑，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故事，有说因为石匠不肯接刻碑的活被蔡京流放的。后来这块碑在夜里被人砸毁，外界传闻说是星辰坠地砸毁的。
在刻元祐党人碑的同时，蔡京还将当年被司马光打击的王安石一派官员列入圣贤行列，王安石配享孔庙，封王。
由于蔡京的关系，王安石的名气进一步败坏。活着的时候就是一个跟天下人斗争的孤臣，死后还要被蔡京这样的人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