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自严的反应，其实并未逃脱自古以来，千年间建立的以道德为约束力量的君君臣臣的束缚和框架。
朱由检看了无数大明朝从隆庆年间到天启七年的宫廷御览的文书存档，对大明朝的脉络了解的更加清楚。
大明亡于万历，这句话并非说的亡于万历皇帝，而是说亡于那个年代。
万历皇帝，年少的时候，在张居正的教育下，一直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这是张居正的要求，也是一个被经学教育的皇帝，这样一个皇帝，无法逃脱轮回的宿命。
万历十三年之后，万历皇帝的惰政，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反抗。
大明皇帝，实际上是一个统治的象征，大明帝制这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
真正掌控大明帝国的是历时近千年，从武周之后，发展到极其成熟的官吏集团。
官吏集团，以道德为托词和约束，以舆论为力量和推手，对大明的皇帝、大明的朝局、大明的人情往来、大明的所有，去要求这个世界变成他们想要的模样，力求将整个大明的世界，笼罩在四书五经之下。
然而，这群以孔孟圣徒自我标榜的官吏本身，大部分都是知行分离的伪善者，一嘴的道貌岸然，但是满肚子的男盗女娼，蝇营狗苟。
名义上为了天下黎明苍生，实在为了个人的利益，以道德为工具，操纵整个帝国。
一部分人纯粹将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道德当做升官发财的工具，一部分人严格要求自己践行儒家经学的宗旨，比如海笔架海瑞，就是其中的代表。
当然，更多的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官员，闻风而动，都是顺风倒的墙头草。讽刺的是，这完全符合儒家所提倡的中庸之道，也算是践行着他们心目中的儒学经学的秩序。
在张居正还活着的时候，万历皇帝这个小胖子，不用面对这些风风雨雨，他只需要按着自己心目中的那个明君的样子去活着，所有的脏活累活，都交给张居正，他当然可以维持着自己勤政爱民的样貌。
当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朱翊钧直面这表面上四海升平，海晏河清，实际上却是千疮百孔，岌岌可危，大厦将倾的朝局，朝臣们以同乡分为浙党、楚党、西党、京党，又以座师人情分出了东林、复社、几社，而又根据不同的科举中第的年份，以同窗区分。
朝臣们这种不断内斗，帝国的行政效率每况日下，面对这种局面的时候，张居正选择了摄权，以师相自居，以考成法和一鞭法为左右手，企图抹杀掉官吏体系中的分化，让所有的官吏，都按照他的意志行事。
这种行为注定是失败的，教员曾经说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想要禁绝党争，团结在一面旗帜下，在一个口号、目标、纲领下行动，就如同不让官吏们吃饭喝水、拉屎放屁一样困难。
而万历皇帝，作为张居正培养的接班人，当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可以顺手接过大明朝政这个烂摊子。
但可惜的是，万历皇帝并没有顺利拿到张居正的政治遗产，反而对其进行了全面的粉碎，这种粉碎的结果，就是典型的贼喊捉贼。
而继任首辅申时行，又是一个典型的斡旋家，主张调和政策，努力维系着官吏集团的内部稳定，以及官吏集团和万历的和衷共济。
极致的斡旋，并没有让党争稍加平复，反而在极致斡旋中，养出了东林和阉党两只庞大的怪兽。
中国社会历来如此，在各种正式规定的规章制度之下，在种种明文规定的背后，实际上都存在这一个不成文而又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一种被认定为内部章程的东西。
恰恰是这种东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是规定，支配者整个现实生活。
而申时行，将人们口头上认可的公理、道德标准称之为“阳”，而把不可告人的私欲和规章制度，称之为“阴”，阴阳共济，是申时行奉行的标准。
而斡旋家申时行，因为大明皇帝立储之事，破坏了自己的斡旋政策，打破了自己本身的阴阳，不得已离开了文渊阁。
万历皇帝看着一塌糊涂的朝政，调和已经变得极其困难，甚至不可能。
他的选择是逃避，躲在了皇宫里，三十年不上朝，一辈子也就出宫了一次，第二次出宫，就是自己出殡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