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杜悦笙亲自为二人把盏：“少帅，秦先生，多喝酒，多吃菜，少谈政事……”
可是张学善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不论政事？
酒过三巡，秦笛说道：“我是乡野小人物，不明白天下大势。我想请问少帅，为什么清先生不肯破釜沉舟，坚决抗日呢？”
老实讲，清先生也是强烈的民族主义份子，日后宁肯退出联合国，也绝不放弃大陆版图。可是这样的人，为什么直到1937年西安事变，都一直对日妥协呢？难道说是因为他在日本留过学？
张学善摇了摇头，道：“军阀割据，政令难以统一，国力衰微，无法与日本匹敌，所以尽量避免全面抗战的爆发，以争取时间组建更多师团，建造兵工企业。”
九一八事变后，清先生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在湖南、四川、湖北等大后方创建军工厂和重工业。在西安事变前一年，他还坚持“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
但他为什么不把想法告诉群情激昂要求抗日的中国民众呢？
因为当时日本内部对是否攻占整个中国也有分歧，日本政府向“国联”提出的对华五项条款，其中有“保护日本臣民在满洲之一切和平业务，尊重日本在满洲之条约利益”，同时也有“日本尊重中国土地之保全”。
虽然这种条款形同于温水煮青蛙，但是清先生和一部分青白党的人士认为，中国仍有可能和日本周旋，拖延日本全面入侵中国的时间，以积蓄自己的力量，故而从长计议。
当时胡时发表“华北保存的重要”一文，主张“停战谋和”，指出以中国之国情“不足以对日言战”；“战则必大败，而和则未必大乱”。胡时后来还提出，“日本倘能自华撤兵停战，中国不惜承认满洲国”。胡适为文解释说，当年比利时曾被德国占领，法国割两省给普鲁士，都是由于实力悬殊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后来有实力又收回。
胡时的软弱，跟汪大卫的曲线救国，又有什么不同呢？
不过，1937年日本进攻全中国的时候，胡时坚决主张全民血战，直至最后一寸土、一个人。在这一点上，他跟汪大卫恰好翻转过来！
饮宴到最后，张学善喝得醉醺醺的，问道：“秦先生，过些天我想去欧洲考察，路途遥远，能说话的人很少，要不然，你陪我一起去如何？”
秦笛婉拒道：“多谢少帅盛情邀请，可我暂时走不开，对不起了。”
他不想跟张学善接触太深，如果两人一起去欧洲，在报纸上一登载，肯定会吸引很多人的眼球，给他增添更多的恶名。
而且，历史上张学善去意大利，还见了墨索里尼，拿到一枚“皇冠大十字勋章”。随后，他从意大利到法国，再到英国，耗时大半年。
秦笛可没有那么多功夫陪对方玩！
他在长途飞机变得可靠之前，暂时不愿意坐轮船出海，此时的欧洲也是一团糟，有啥好玩的？有那个时间闲逛，还不如去洞天福地修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