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食的话因为可以把牲畜活着驱赶运到要供应肉类的城市再宰杀，所以也不会因为人口的聚集而陡然变贵。
但蔬菜不一样，蔬菜是很容易腐烂的，运输不便、不稳定的时候，大城市的蔬菜非常贵。因为京兆地区的耕地面积全加起来最多养活六七十万人，而京兆的总人口有超过一百六十万，光长安这一个大都市就有一百多万人。
如果京兆的农民自己按比例种蔬菜和自己吃的粮食，那蔬菜最多只够六十万人吃的。再远的扶风、冯翊虽然可以把肉牲和粮食运过来支援长安，但蔬菜没运到就腐烂了。
一百六七十万人争着吃只能供六十万人吃的蔬菜，蔬菜当然暴贵了，以至于长安市民原本吃菜也没比吃肉划算多少。
在商业和运输不够发达的时候，百姓因为“自己的口粮必须自己种”，离大都市近的土地一大半被粮食作物占用了，这个供给也是无解的。
事实上，历史上要到宋朝商业环境高度发达之后，大都市周边的土地集中种植蔬菜、农民口粮也问外地粮商买，这种生产模式才会普及，才会有“大都市周边的农民也吃商品粮”的产业结构优化。
此时此刻，听了袁涣如此声讨这种合理的商业化进步和资源优化，荀攸不由好笑，直接很有优越感地教育了对方：
“袁别驾，你没见识我们不怪你。这租庸调输法变法的妙用，是去年右将军遍访西凉、苦思如何减少均输损耗之弊想出来的妙法，为大王所用。
若是我们真不顾民生，那这长安周边数县的田地，就不是全拿来种蔬菜了，可以种更多卖钱更多的东西嘛。北方就算不能种桑养蚕，那也能种棉织棉布，产量虽然比西凉低，却也比按现在的粮价种粮食高。
甄家和京兆一些有责任心的世家，肯只是引导百姓种菜，已经是非常克制了。须知一亩田地种麦，亩产不超过四石。可如果种萝卜种芋，从收获分量来看，是超过种麦的。
米麦自古为君主与诸侯所好，不过是因为富余产量便于储存，可以放置多年。但米麦的产量，是不如一些高产的蔬菜的。
赤贫之民非吃米麦不可，也不过是因为寒冬与春荒之时，蔬菜野菜未熟，必须要米麦渡过青黄不接。又因为运输没有保障，不确定每年青黄不接时，外地是否有足够米麦会运来发卖。
现在有了租庸调输法，有朝廷控制的运费明码标价童叟无欺的均输车船队，给百姓一个稳定的运价，承诺只要加这些运费就能买到陈仓、郿县的余粮，京兆各县百姓才敢放开了全部去种产量更高、也确保能卖得出去、只是保鲜时间较短的东西。
这是惠民！如何能跟管仲削鲁的毒计相比！你们关东士子，居与黄淮平原之地，人口均匀，田地肥饶，自给自足，如何能理解大王为西陲偏远、山险之地百姓互通有无、提供保障所做的努力。”
袁涣被荀攸一阵解读，说得哑口无言。
虽然他数学不好，一时还无法彻底算过来，但他至少知道对错，知道自己一开始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谴责是有问题的。
刘备毫无疑问真的是个实用主义的仁君，才会采纳李素这一系列的经济变法建议。
均输的另一个外地诸侯原本没想到的好处，就是“给百姓提供物流成本的托底担保”，让百姓因为相信“只要给多少运费，谁都能要到足够多的外地货”，从而放心放开对土地产出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