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因为农民不痛苦，所以在如今这个地皮并不太稀缺的时代，农民依然肯来租种甄家的田，而不是只种完自家分到的那点自留地就满足了。
而稍微懂点现代经济常识的看官，都不难看出这里面甄家的利润是怎么确保的：就好比后世农民种菜，田间地头一斤白菜、萝卜也就几毛钱收购价，到了大城市的菜场里就能卖几块钱了。
甄家收购来的菘菜萝卜，加上运费、腐烂损耗、周转费用、商税，最后到长安雒阳这些超大城市的市场里，成本大约会涨到一百多钱一石，比地头价翻了一倍多。
但市场零售价能到两百多钱甚至三百钱，所以算下来还是有一两倍的纯利润。从这个角度算，甄家的经营行为其实赚走了蔬菜最终售价里六成的收益，比直接问菜农收高额地租还赚得多。
而李素之所以建议刘备考虑这么立法，自然也是因为李素见识得多了，他知道从古到今，种粮食的利润都不大，所以种粮食的农民扛不住高地租，最容易被高地租激起反抗。
而工商业和农业里的经济作物种植，利润率可以高于种粮食。这种“种植园经济”的佃户、雇农对剥削的忍耐力也就比粮农高，事实地租高一点，好歹还活得下去，不容易被逼反。
这也是有后世历史教训证明的，比如宋朝统治那么久，最后只有外敌入寇而亡，却没有亡于农民起义。
这里面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宋朝的工商业发达，手工制造和经济作物种植也繁荣，吸收了大量劳动力，还盘活了底层。
明朝虽然亡于农民起义了，但明朝最后爆发问题的主要是西北的粮食作物产区，而江南的经济作物产区和工商业发达地区，底层劳动力还是活得下去的。
可见对于剩余资本，国家应该往工商业上引导，让工商业和经济作物农业吸收赤贫，吸收失地农民，给条活路。
那些一味搞“重农抑商”的政策，反而不利于王朝中后期。因为钱这种东西一旦剩下来、形成资本，以华人的天性禀赋是肯定要去想办法钱生钱的。
如果抑制了工商，这些钱没地方去，不是放高利贷就是继续买地囤房，加剧土地兼并，那危害才大。
把这些没处去的钱引导到工商业上，就算造成一点实业泡沫，也好过炒地皮。大不了泡沫爆了的时候这些钱自相屠灭，传导不到粮食上。
（注：大萧条的时候，米国农民也受害了，农产品也暴跌，但那是因为1929年的时候米国农业的金融介入度也过高了，很多米国农民是贷款多买地买农机扩大生产。
如果不允许金融借贷进入粮食生产资料，危机就传导不到基础粮食农业上，最多传导到经济作物种植。）
所以李素才建议刘备设想如此巧妙的设计：我原则上控制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程度上限。
但如果真到了压制不住的时候，那也宁可堵不如疏。把这些想要更高剥削收益比例的热钱，往工商上引，别去祸害囤积土地了。
你去开工场、种棉花桑蚕、甚至只是种菜、炒大蒜炒大葱炒生姜炒一切香辛料贸易，也好过热钱去囤粮田。一定要把过剩资本从粮食生产领域挤出去。
这样留下了一个在非粮领域有更高的剥削比例的宣泄口子后，对粮田领域的剥削比例上限的严格执法，才能切实落地。
到时候遇到违法的地主恶霸，官府依法严惩，支持官府的人也会更多。
至少那些开经济作物种植园疯狂剥削的地主，不会同情那些囤粮田疯狂剥削的地主，甚至看到后者被官府打击时，还会幸灾乐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