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当然应该做好人，但应该是有原则、有主见的好人。
关于“升米恩，斗米仇”，这里有个典故：
从前，村里有两个人，一个叫李大，一个叫王二，平时都以种地为生，关系很好。有一年发生旱灾，地里颗粒无收，李大家没有余粮，一家人饿得奄奄一息，只好到王二家去借粮，王二送了一升米给他。李大一家人靠这升米活了命，非常感激，就跑到王家去道谢。
王二做了好事，心里也高兴，说这样吧，我再送你一升米。李大喜出望外，千恩万谢地带着一升米回了家。
如此几次三番，李大陆续从王二那里拿回了一斗米，可是王二家余粮也不多，最后只好说粮没了。李大很不高兴，逢人就说王二小气！这话传到王二耳朵里，他也气坏了。本来关系不错的两家人，就此反目成仇。
所以说，明智的人济人一时，不济人一世。别人危难时是应当施以援手，但适可而止，切不可让对方产生依赖心理。
李佑如果无偿的给钱给对方，那么对方就会产生依赖的性格，如果有一天李佑不给了，那么这些人会从崇拜变成愤怒，甚至是恨意。
李佑用的是以工代赈的手法，当然了，以工代赈不是李佑的手段，早在宋朝就已经用了，宋朝一共发生了874次较大自然灾害，平均一年发生2.7次。其中水灾193次，旱灾183次，雨雹灾101次，风灾93次，蝗灾90次，歉饥87次，地震77次，疫灾32次，霜雪灾18次。
如此频繁的自然灾害，促使宋朝建立了比较完备的赈灾制度。
1072年，江南一带发生饥荒。朝廷下诏，从司农寺调拨了10万石常平仓粟，发到灾区，由当地官员招募灾民疏浚河流。这样一来，灾民可以靠自己的劳力挣一碗饭吃。在那以后，宋朝形成了在灾荒之年兴修水利的制度。灾民以工代赈，能够有尊严地活下去；国家得到了水利工程，又避免了灾民四处流窜。
这也是为什么，宋朝频繁的大灾，但很少爆发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
李佑给了他们力所能及的工作，他们自己靠自己活在长安，活的有尊严，活得有自尊，这比什么都好，他们只会更加卖力的支持李佑。
如果有人不卖力工作耍滑头，反而会有卖力工作人去骂对方，但是如果你无偿给的话，那就不会有人去骂那些耍滑头的人了。
除了火折子工厂和香水工厂，李佑还准备在青龙坊建造一座玻璃厂，只是这烧制玻璃需要技术，所以这个厂一直都在搁置，不过，李佑也不着急，香水厂和火折子厂已经够用了，玻璃厂慢一些也好，这个时候，玻璃还是水晶，价格还是不能落下来。
而且李佑玻璃厂中的所有的玻璃饰品都会出口到外邦，不会在大唐中卖，这是为了控制大唐的玻璃饰品。
对了，李佑还在青龙坊中弄了一条书街...这条书街的书局，比外面卖的书籍都要便宜百分之二十，主要是用来吸引那些贫寒的读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