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品，文官两百八、武官三百六。
正三品，文官两百六、武官三百二。
从三品，文官两百四、武官两百八。
过了三品这个槛，文武的月俸下降有了一个断崖。
正四品时，文官二百，武官二百六。
从四品，文官一百八、武官二百四。
正五品，文官一百六、武官二百二。
及下依次每级递减二十贯到正七品，文官为八十贯、武官为一百四十贯。
从七品，文官七十贯、武官一百二。
正八品，文官六十、武官一百。
从八品，文官五十、武官八十。
正九品，文官四十、武官六十。
从九品，文官三十、武官四十。
还有便是没有品轶的公员和普通军人，都是二十贯。
按照这份俸禄草案，及时是不入品轶的公员、军人和首辅大臣的差距也才堪堪二十倍，比起大宋头重脚轻的巨大鸿沟要良性许多。
唯独有一点就是低品轶的文武官员，俸禄太高了。
大宋一个赤县的县丞，从七品的文官，月俸才不过三十五贯，而到了骆楚这里，却一口气翻了一倍达到七十贯。
还有一点就是武官的月俸涨幅最大。
以寇仲为例，他早前是右千牛卫将军，从三品，月俸不过一百二十贯还没有职俸田，在大楚这，从三品的武官却达到两百八十贯，和从二品的文官一边高。
这也是骆永胜做主定下来的。
“武官要打仗，会死人，危险性比文官要高，自然理应多一点。”
虽然提了俸禄，但是财政的状况反而会变的更良善，因为骆永胜决定着手裁员，精简大楚的公员编制。
在早前的大宋，单单光一个江西，就有乱七八糟的各种官员胥吏三万两千七百余人，全国官员在景德四年时竟然高达五十七万八千余人。
这意味着全国每一百名百姓就要养一个官、养一名禁军。
这个比例乍一听似乎并不可怕，即使是对比后世，都算的上极其良性了。
但是账不能这么算，更不能忽视客观的生产力条件。
这一时期，一个百姓的月收入很难达到五百文，这还是战乱前的洪州，更偏僻和荒凉的地方，百姓的收入可能只有一两百文。
把天下的百姓拉个平均数，三百文，一百人一个月才三十贯。
而一名禁军、一个官员，两人的月俸加在一起最少也得四十甚至五十贯。
这种严重的超标，会给百姓带来极大的生活负担。
这也是为什么东京城甚至比一千年后的现代一般城市还要繁华，而地方却苦的连饭都吃不上，频频造反。
宋朝严重时，天下一年五到十反。
喝天下血养以东京为中心的京畿圈十几座城市，养天下的冗兵冗官，地方焉能不穷不苦。
赵恒在位期间，有一段时期被称为咸平之治，所颁行新政中有一条仁政就是裁官。
其在位的第一批裁员在宋史的记载中就高达十一万人之巨。
相当于精简了全国五分之一的公务员队伍。
穷苦农民的生活压力和负担自然得以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