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唔”，弘治帝沉吟了一会，并未解答，反而问朱厚照找到答案了没有。
“儿臣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请父皇斧正”，朱厚照稍微整理下思路，“先说说我朝的税收政策，我朝的税收主要由田赋和商税组成，田赋十税一，商税是三十税一。儿臣思考田地的产出大致相同，十税一是合理的。但商税儿臣认为不合理，这里商人儿臣觉得要具体分开，一种是生产的商人，一种是买卖的商人。就像儿臣，在西山开作坊，搞生产，这个是要有生产费用的。买卖的商人基本做的就是无本生意，他们主要是左手买进，右手卖出。比如现在加盟奇珍异宝阁的那些商人，他们在儿臣这里买进货物，转手卖出去给别人，他不用生产，只做买卖。这两种商人按照三十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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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儿臣觉得不合理，但不可否认，两者纳税都太低了”。
朱厚照喝了一口茶，继续说：“为什么不合理呢？还是拿儿臣来说，儿臣的作坊生产一面红木镜，所花的成本，包括原材料、人工费用，大约三十两一面”，说到这里，朱厚照下意识的瞟了弘治帝一眼，但弘治帝仿佛没有反应，只是不可置否的点点头。“但儿臣卖五百两一面自有我的道理，首先是试验费用，其一是做试验谁也不知道要试验多少次才能成功，其二是试验和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损耗，比如玻璃烧制次品多，最后是工匠的费用、店铺经营、店铺人员的费用。”。
“说正题，为什么觉得商税过低”？弘治帝似乎没什么耐心。
朱厚照吞了吞口水：“父皇，成本三十两一面，卖到五百两一面，如果说三十税一是按照五百两收税那还好说，可我朝收税是按成本收税，也就是我卖一面镜子纳税一两银子，扣除成本和税费，我净赚四百六十多两，就算扣除不可预见的损失，保守估计我都有四百两的纯利润”。
弘治帝思考了一会，用眼神鼓励朱厚照继续说下去，“父皇，我朝税收从太祖开始就以田赋为主，但田亩数就这么多，即使每年增加亩数也增加不了几个税收，商税又少，商税为什么少？轻商贱商！为什么轻商贱商就不说了，儿臣还是说税收，打个比方，农民耕种，获得粮食，除了自家吃以外，还多了很多粮食怎么办？古时候是以货易货，大家互相交换所需的物资。现在只能卖给商人，通过商人把这些多出来的粮食卖给需要的人，这样粮食就成了商品，商品需要流通才能产生效益，在这个流通过程中，所有人都得利，百姓通过卖粮获得银子，商人通过买卖赚取了差价，买粮的人能吃饱了。但唯独朝廷没有得利，朝廷在这个流通过程中有什么作用呢？监督作用，监督买卖公平公正的交易，不准强买强卖，监督商品的质量，监督交易价格等。如果百姓卖粮以次充好，商人吃了亏，那就要请官府裁决”。
“官府的人哪里来的，朝廷派来的，官府的人也要吃饭，但他又不耕田又不生产，他怎么生活？朝廷要给他发俸，以此养活全家。朝廷不发俸他们还愿意来做事吗？肯定是不愿意的。但朝廷也没有产出的，发给官员的俸哪里来？于是就有了税收，百姓耕种要纳税，商人买卖也要纳税。”朱厚照说着说着，怕弘治帝没听明白，突然扭过头对刘瑾说：“去跟掌柜的要笔和纸”。
等刘谨把笔和纸送来后，朱厚照在纸上画了一个小圈，注明税收，又画了两条支线，田赋和商税，各自注明现在的税率，“儿臣认为，田赋十税一目前是合理的，但儿臣也认为按照现在的田亩数，田赋实际是没收齐的，比如皇庄、藩王属地、士绅家族的土地，因为我朝优待士绅，就导致很多百姓为了逃税而把田地挂到士绅名下，这就是我朝田赋为什么田亩数增加了，田赋反而没有增加的缘故。这是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商税，之前儿臣说过了商税太低，儿臣也打了比例，在整个商品流通过程中，商人得利最丰厚，但纳税最低，明显是不合理的，比如现在交了加盟费的那些商人，他们不用生产，只需在儿臣这边提货，红木镜五百两一面，转手八百两卖出去，纯利润三百两。因为税费在儿臣这里已经交纳了，他们不需再纳税，扣除运输成本，纯利润至少二百两”。朱厚照在纸上边写边画。“儿臣研究后，认为商税应该分开两种，一为生产税，以商品的制造成本纳税；二为经营税，以市场的交易价格纳税。像儿臣的作坊，首先要交生产税，十税一。生产出商品后儿臣开店销售，就要缴纳经营税，十税三”。
弘治帝有些不解，“按你所说，如何保证商人不逃税，就比如生产商品，为了逃税或少交税，故意把成本说低呢”？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