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杨集麻烦的这些人，不仅是五姓七宗的子弟，还是北齐亡国奴的后代。
五姓七宗为首的山东士族在北魏时期遇到了一个全面汉化的孝文帝，因此站在时代最高层，只不过河阴之变时，以尔朱荣为代表的鲜卑军头将北魏朝廷中的山东士族屠杀殆尽，使山东士族各大名望世家遭受重创，至今元气未复；而北魏分裂以后，山东士族效忠的对象又是强大的东魏，以及北齐；北周灭了北齐以后，代周建隋的杨坚需要关陇贵族支持统一天下、对抗突厥汗国，再加上本人也太不相信这些旧敌，自然不会重用关陇贵族视为仇敌的山东士族。
皇帝杨坚的不信任、关陇贵族的排挤和仇视，使山东士族在大隋王朝中枢无立锥之地；他们失去执宰中枢的权力以后，自然没有找自身原因，只会将罪责怪到杨坚和关陇贵族的头上。所以在大隋立国之初，他们对朝廷采取了“非暴力不合作动作”，一方面动用影响力鼓动北齐故地的百姓，让他们不配合朝廷政令，甚至时不时造点小反。
另一方面就是隐匿人口、诈老诈小，简而言之，就是怂恿百姓不登记、不当官方百姓，去做名门望族的奴隶、佃农，去做可以逃避赋税的黑户。或者是登记入官籍了，但三十岁年轻人，往往把自己登记成四五岁的小孩、又或者登记为七老八十，为何要这样呢，当然是逃避税赋。
因为大隋税赋制度的根本是以丁为本，国家均田给百姓，然后向丁男征税派役。只有分了地，朝廷才会收取丁男才的租纳调，老和小却不用交租纳调、也不用服役。而黑户的话，什么都不用交。
他们这一做法，终于把杨坚惹毛火了，在高颎的建议下，先后执行了“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法，先是严令地方官员清查人口，根据人的相貌、年纪来检查户口，检查百姓是否谎报年龄、诈老诈小。如有不实，总管府/行台省、州、县、乡、里五级官吏皆要受到严惩，并规定堂兄弟以内的关系，皆要另立户籍，以防隐匿，这就是“大索貌阅”，地方官员在层层施压之下，谁也不敢马虎，仅仅只是开皇三年，北齐旧地在籍百姓就新增了几十万户，计搜得壮丁四十四万三千余人、总人口一百六十四万之多。
但是这还不够，高颎鉴于“人间课输，虽有定分，年常征纳，除注恒多，长吏肆情（营私舞弊），文帐出没，复无定籍，难以推校”，在开皇五年奏请颁布“输籍定样”，杨坚采用了他的建议，规定县令每年正月五日派人出查，令百姓五党（五百家）或三党（三百家）为一团，根据定样标准划分户等上下，重新规定征岁差役与应纳税额，写成定簿。利用这一手段，继续在全国各地挖掘隐藏黑户，不但每年都挖掘出更多百姓，而且还有效的抵制了士族豪强占有人口的现状，从而增加财政收入，加强中央集权，为大隋的富强奠定了基础。
在这两项政策率先倒下的便是与关陇贵族有旧怨的山东士族，但是关陇贵族也高兴不了多久，当大隋一统天下以后，杨坚大量任用南陈人士为官，令这些与关陇贵族有仇的人，来清查北周旧地，与此同时，又让与南陈有仇的北齐人去南方搞。
杨坚这等硬撼世家门阀的魄力，可谓是空前绝后。
但不管怎样，此时的关陇贵族依然气焰涛天、不可一世，把山东士族和南方士族打压半点脾气都没有，唯独让山东士族和南方士族骄傲的，便是足以当古物收藏的族谱，每每数起某某前辈高人，心中就高出关陇贵族无数个等级了，并把关陇贵族斥责为小人得志的暴发户，可实际上，他们心里一边在鄙夷着暴发户，另一面却又羡慕得去跪舔关陇贵族，以期得到想要的地位。
比如太原王氏，他们愿意跪舔李渊，李渊自己也乐意，可若想利用他们李家、拿他们当枪使，太原王氏那就高看自己了。
没办法，大隋时期的山东士族的地位就是这么的低贱，谁让他们跟错人了，且自以为是的和魄力十足的杨坚为敌呢？
杨坚没有斩尽杀绝，已经够仁义了。
而这些企图在“大兴杨氏”子弟杨文会身上找存在感的山东士族子弟，生怕惹来杨丽华不快，当然不敢“以武会友”了，于是王思春便朝正东方的芙蓉楼拱手一礼，然后理所当然的向杨集说道：“非是吾等不愿以武会友，而是今日乃是公主寿辰，吾等若是动武，岂不大煞风景？素闻公主喜好风雅，以吾之见，还是以文会友为佳。”
杨集冷冷一笑，直接拆穿了他们的用心：“你们自幼接受饱学之士教诲，终日与经义学问为伍，于诗词之道也浸淫十几二十年，料定我文学造诣不如你们，便想以己之长攻敌之短，然后踩着我的脸面沾沾自喜，你们这种做法，不仅无聊、无趣，还很无耻。既如此，何不走出芙蓉园，去找不识文字的贩夫走卒比比？这样的话，更能显示你们的渊博。”
他们这边的对峙，引起隔壁那座凉亭那群人的注意，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边坐着的关陇贵族的子弟，只是这些人在家族中的地位较低，进不了芙蓉楼的领域。
他们对山东士族子弟并不陌生，只因山东士族素来以汉家正统自居，家中没有一件胡服，也没有一张胡凳，他们无论在哪里，衣服、头冠、鞋子、腰带都是古代的样式，这种装束在关中大地显得格外突出。
可是他们也不认识杨集，毕竟大兴城实在太大了，而杨集又没有在贵族子弟出没的平康坊红灯区厮混，所以他们不认识杨集并不稀奇。此时见到这些山东士族的子弟围着一对年轻男女，顿时纷纷走过来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