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喆很喜欢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我从来不怕从最坏最心存恶意的方面去推测中国人。
他相信鲁迅先生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抱着对那个时代的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善意，并非刻意贬低国人。
李元喆也不会刻意去歪曲别人话，但他深信人性不分善恶，只看人的屁股坐在什么位置上。
他太了解那些世家人和贪官们的嘴脸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一句让人细思极恐的话，如果没有强力的约束，再好的政策，从朝廷传到县里就会变得面目全非。
皇权不下县，大唐对基层的统治力很是薄弱，一旦有人从中作梗，故意歪曲解读减税的政策，最后吃亏的还是朝廷和老百姓。老百姓没能得到实惠，朝廷好心办坏事，到头来还要背上骂名，那样一来李元喆和老头子的这次行动就是去了意义。
李元喆自然不会看着这种情况发生。
他信不过那些地方官员和世家人的节操，也信不过与朝廷里与世家有染的官员，所以他和老头子商量之后，决定从军方抽调出人手到各地去承担暗中的监察任务。
纵观整个大唐，没有被世家渗透的势力只有两个皇帝手中的私兵，这次是要监察全国，所涉及到的地域非常多。也只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军人最适合承担这项任务。
这些军人来自全国各地，几乎囊括了大唐辖域内的所有地区。而且这些军人在自己的家乡都有相当的地位和威望。他们本身就是百姓之一，对地方上的税收猫腻也有些了解。用他们去监察地方的政策执行也不会引起地方上的过度关注。
正好西征军要整编，有近三万人要退役回家，也不需要从现有的军事力量之中抽调太多人手，这些退役军人回家之后还会从事之前的生活，请他们的成本并不高。
于是李元喆来到了西征军大营，在这些人离开之前给他们三天时间的培训。
军队本来就是组织严密的群体，李元喆不需要多费心力就组建其了一支规模达到一万八千多人且有完整组织机构的监察队伍。
为了掩人耳目，李元喆并没有直接告诉士兵们要他们回乡做监察任务，而是以“大唐皇家商行乡里伙计”的名义雇佣了他们，让他们走街串巷的给皇家商行收卖一些小商品，顺带收集一些当地的消息，每五天向他们的上一级主管进行汇报。
李元喆给他们的待遇算不上好，每个月一百文的基本工资，另有买卖收货时的提成，而且还说明乡里伙计的工作不能影响到家里的农事，算是一项长期的兼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