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尔喀的蒙古贵族也是贵族,这阶级仇恨是一样的。
刘承宗喜欢听部下的意见，但也只是喜欢听，因为听部下的意见能开拓他的思路,但取不取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元帅府的将官们正聚集于刘承宗的帅帐，对修筑营地的地点进行讨论。
此时他们所处的位置，是两条南北纵向长五十、宽二里的平行河谷，中间被一座山脉阻断，两条河谷通过北方的山口三十里长的险要山路相连。
他们在山西，喀尔喀的军队在山东。
由于三十里长的山道地势险要，难以展开军队，也担心刘承宗的炮兵在山道设伏，所以喀尔喀的游骑已经被塘骑堵了一天一夜，不得寸进。
游骑未能探明情况，主力部队就不敢贸然进入河谷。
戴道子传回来的消息说，蒙古兵似乎受到先前猛烈炮火的震慑，侦查上非常谨慎，塘骑至少还能再堵他们三天。
尽管戴道子人在北方山口，但意见已经清晰地转达给刘承宗，他认为大帅应该抢先一步占领山口，以取得对峙中的优势。
高应登则主张直接冲过山口，以其部六百马兵轻装突击，在山那边对敌军主将的帐子发动突袭，一举击溃敌军。
非常凶猛的古代战术，不把敌人当回事，也不拿自己当回事。
黄胜宵的计划就稳妥多了，在河谷修筑工事以逸待劳，其实他是比较倾向于戴道子的计划，但山口太狭窄，两门小炮四五杆抬枪就能封锁整个道路，杀不了多少人，不能发挥火力优势。
张天琳本人则对这些建议进行汇总，他觉得都不坏。
因为在这场战斗里，张天琳的本部千余马兵，是刘承宗手中弹压贵族的精锐力量，只要右营阿六手下的贵族们没动，他的马兵就不能动，所以没在战术选择上多说什么。
阿六比较支持打出去，对峙也可以，但反对修营，这倒不是源于战术上的考虑，而是为比避免矛盾激化。
因为右营的情况比较复杂，跟别人不一样。
一方面右营人多，其中有阿六本部千把号人，都是前奢崇明大梁国叛军，以战场倒戈的降军身份投入刘狮子麾下，得到的待遇还不错，都挺任劳任怨。
但剩下的有一半是七县之地的旧贵族，另外一半是旧贵族的仆从老兵。
他们是怪胎。
在古代中国的军事制度上，不能拿欧洲古典、封建、近代这种军事结构去套，虽然容易理解，但里面有很大的问题，社会结构不一样。
社会结构和统治结构是影响军事制度最关键的因素，而武器装备、供应物资都是外物。
就比如戚家军和其他明军在制度、战法、军法、武器装备上有什么质的变化没有，戚少保只是在前人条例的经验上加以总结，并使之贯彻执行。
真要说有什么巨大的进步，那也是戚继光个人在战术思想因地制宜、武器装备实事求是上的精神进步。
最关键的还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好、国力强、掌国之人在权力财力上予以强有力的支持。
搁崇祯爷这环境、这统治者，戚继光又如何，就只是让谭纶帮他打两年倭寇，还没实验出义乌兵的性格呢，弄不好就传首九边了。
除了霍光，啥光救不了大明。
右营的问题就出在，它的社会结构既不是为脱胎于中原王朝的青海元帅府服务，也没有康宁传统封建贵族军队的体制。
完整的康宁府七县封建贵族军队，是由贵族军官、猛虎英雄士官、大量征召兵组成的军队。
因为在封建贵族统治的国家，仗就是打出花儿，平民子弟也没办法升迁所以猛虎英雄，其实就是给杰出的平民子弟甚至奴隶下放一些福利，以更好的施展他们作为平民的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