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花的危险性相对来说是三种病里最低的，虽说天花也很厉害，但它的显性症状、传染原理，已经为明代医师所熟知，甚至针对这种症状特点创造了疫苗。
而霍乱排在其次，因为其危险性高、致死率大，而且因为是新传入的疾病，人们尚不能得知其致病来源，尝试过各种治疗方法，完全无效，绝大多数治疗手段只能减轻痛苦。
古代就有霍乱，至少在汉代，就已经出现霍乱这个词，但当时的霍乱和如今的霍乱不是一个病，当时的霍乱常发于军队，上吐下泻，失去战斗力。
而如今更烈性的霍乱，可以让大片的人，拉肚子拉死。
对这种病人们束手无策，所谓的减轻痛苦，就是本来得了这个病，要拉肚子五天才拉死，吃点药，两天拉死了。
但霍乱的特性也很明显，通常不过大河，是非常强的区域性疾病，人只要离开一片危险区域，问题就不大了。
最可怕的是鼠疫。
这病它不是没闹过，早在刘承宗从军前，万历末年的鱼河堡就闹过瘟，带走了许多人，也让刚出生没多久的眉把总成了忠烈遗孤。
但瘟疫来了又走，人们不知道它为啥来、不知道它为啥扩散、同样不知道它为啥走，一无所知。
在这个世界，只有刘承宗一个人知道，它叫鼠疫，会通过老鼠、跳蚤、病毒携带体的口沫传播。
一个人怀揣整个世界只有自己知道的秘密，它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责任。
“这两日你不要走，就在衙门住下，我要写几封信，等你回东关。”刘承宗在厅中踱步，回头道“差人送入延安，这几封信务必亲手交到收信人手上。”
武攀龙已经说过，东边不好走的事了，山西闹了瘟疫，是什么疫还不知道，很有可能会染到陕北，也就是说，陕北将会成为疫区。
他意识到刘承宗要送的信一定非常重要，需要他们自己的军人进入疫区。
“我会挑几个亲信，不知大帅要送几封信”
武攀龙在心里盘算着，这趟他得用镇原乡党来送信，这样能确保安全通过平凉府，只要经过庆阳府就能进延安。
但考虑到信使抵达延安时只怕那里的瘟疫已经传染开来，那每条路就都必须要有两人结伴而行。
一个倒了，还有另一个能送信。
“两封信。”刘承宗说罢顿了顿，又摇头道“送两本书，救荒定疫书。”
武攀龙脱口而出“这是咱们的书啊”
他看过刘承宗编的救荒定疫书，尽管这本书刊印后只发给地方医师和书院，也就高级军官有那么基本，但实际上元帅府军中但凡认字的军官，基本上都看过。
他们大帅除了军法条格，拢共就编过这么一本正经的书，所谓上行下效，别说是本预防传染的医书了，就算是本唱戏的书，元帅府都能人均票友。
而且平心而论，武攀龙一直认为，这本救荒定疫书，是元帅府东征的最大利器，因为较之朝廷军队，瘟疫和灾荒是更可怕的对手。
这书对于瘟疫的治疗乏善可陈，但普及介绍了北方抗旱、抗蝗的农作物种类，讲解了小型水利设施的选址修建，还有瘟疫的初步认识、隔离与预防。
尤其最重要的一点，是刘承宗在书中将致人瘟疫的东西，形容为病毒，就是一种比蜉蝣更小、肉眼不可察的、有生命的毒虫。
军中普及了这些，就意味着他们进驻一片疫区，不论当地正在爆发的是什么疫情，都能大大减少军队被瘟疫的影响，同时最快速度的稳定百姓恐慌情绪。
武攀龙从前一直认为死人，是瘟疫的最大源头，但他在杨耀身边亲身经历了河湟对抗天花的战役，这让他意识到死人并不是瘟疫最大的源头。
活人才是。
或者说难以受到管制的恐慌幸存者，才是瘟疫传播的最大源头。
而死人是很乖的，他们躺在那，一动不动，谁也别惹他们，等待与毒虫一起消亡。
“这是我们的书，我们和朝廷是一山二虎。”刘承宗并没有反驳武攀龙的话，他只是说“可就算二虎相争，山就在这，山塌了，争赢了又如何”
“有没有瘟疫，我们都能横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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