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亦在朝鲜引起恐慌，后来言官宋一韩等弹劾李成梁图谋世守朝鲜，明神宗也不予批准，这场风波总算有惊无险地过去了，但这些不快使得光海君对明朝怀有深深的戒心。
光海君年间虽然与日本展开贸易，却要关闭同明朝辽东方面的中江开市，此事被明朝辽东都司阻止，造成了辽东方面与朝鲜的矛盾。
镇江游击丘坦更是多次指责朝鲜怀有异图，惹出许多麻烦，一直持续到明朝征兵助剿的前夕，都是因为光海君要关闭互市引发的。
此外，光海君年间明朝七次遣使东来，其中五次都要朝鲜贿赂数万两白银，因此接待明使成为朝鲜的沉重负担。
万历四十六年（1618），明朝要求朝鲜出兵助剿努尔哈赤。
光海君本来就对明朝不满，他一方面深知朝鲜国力羸弱，另一方面也预料明朝难以成功，所以不想出兵。
但备边司诸臣都认为出兵是朝鲜作为属国所应尽的义务，宣称“与其得罪于天朝，宁得罪于圣明”。
光海君拗不过上国明朝与本国诸臣的压力，同意派姜弘立领兵一万援助明朝，他还叮嘱姜弘立切勿对明朝将领百依百顺，要见机行事。
结果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的深河之战中，朝鲜军全军覆没，姜弘立投降。
据修《光海君日记》的史官称，光海君暗中要求姜弘立不战而降，同时将出兵的消息泄露给来会宁交易的女真商人，又派女真语翻译河瑞国面见努尔哈赤表达诚意。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姜弘立投降是早已预定的奉旨行事。
但另有学者认为《光海君日记》中的记载是仁祖朝史官对光海君的诬蔑，光海君并无要求姜弘立不战而降的密旨。
深河之战后，明神宗下赐朝鲜1万两白银以示慰问。
但在明朝尤其是辽东地区，则盛传姜弘立之降是由于朝鲜早已私通后金。
在此情况下，明朝翰林院检讨徐光启上疏称“鲜、奴之交已合”，主张明廷派遣大员监国朝鲜，防止朝鲜落入后金手中。
随后云南道御史张至发也提出类似主张。
光海君听说后，连忙起用被禁锢的西人官员李廷龟为辩诬使，因为他曾在宣祖朝辩诬丁应泰事件时表现出色。
同时，他大张旗鼓地宣传深河之战时战死的宣川府使金应河，表彰他的英勇事迹，并命令在明将往来处修建金应河祠堂，还让百官撰写纪念诗歌，编成《忠烈录》，使其流传到明朝，以此来转移明朝人对姜弘立投降的注意力，化解明朝对朝鲜的疑虑。
明廷中虽然大部分人对徐光启等的监国朝鲜之议不以为然，但仍担心朝鲜与后金勾结，并希望朝鲜能发挥对后金的牵制作用。
万历四十七年（1619）八月，明朝辽东都司派差官袁见龙来到朝鲜，发下了明廷赏赐的1万两银子，并询问朝鲜有无里通后金，然后又要求发兵助明。
光海君谢绝征兵要求，此后他反而多次遣使明朝告急，要求明朝保护朝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