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王化贞因为自己的计策未被采纳，恨透了，把军事全推托在熊廷弼身上。
熊廷弼于是请朝廷警告王化贞，不得借口有人节制，坐失战机。此前，四方援辽的军队，王化贞全改名号为“平辽”，辽人很不愉快。熊廷弼说：“辽人又没叛乱，请改为‘平东’或‘征东’，以快慰辽人的心。”从此以后王化贞与熊廷弼有了矛盾，经略、巡抚不和睦的风声也就传起来了。
天启元年（1621年）八月初一，熊廷弼上书说：“三方面布置的战略的实施，必须联络朝鲜。请抓紧时间派钦差使臣去访问朝鲜的君臣，让他们征发八道的全部兵力，在江面上设立连营，助我军的声威。”并举荐监军副使梁之垣，说他在海滨长大，熟知朝鲜的事情，可以充任钦差使臣。明熹宗马上就同意了，并且按照行人奉使的惯例，赐给一品官以示宠信。
梁之垣于是上书提出加强他们的事权、确定自己职责等八条要求，明熹宗也都同意了。
梁之垣正在和有关部门商议兵饷的事，王化贞所派遣的都司毛文龙已经袭取了镇江，奏上了捷报。
满朝为此大喜，立即命令登、莱、天津派出两万水师接应毛文龙，王化贞率四万广宁兵进据河上，和蒙古军一起乘机进取，由熊廷弼在中间调度。
命令下达以后，经略、巡抚所辖兵镇相互观望，最终还是没有出兵。
不久，王化贞上书详述东西两边的情况说：“敌人放弃辽阳不加守备，河东失陷地区的将士日夜盼望官军开到，就抓了敌将来投降。而西部的虎墩兔、炒花都愿意以兵助我。敌人驻守海州的兵力不过两千人，河上只辽地士兵三千人而已。如果派军队悄悄过去夜袭，势在必克。南防的敌军得知辽阳失守一定北归，我军凭借险要的地势来打击他们惰归的军队，可以一举歼灭。”
兵部尚书张鹤鸣认为对，上书说机不可失。
御史徐卿伯又促成此事，奏请派廷弼进驻广宁，蓟辽总督王象乾移驻山海。
正好王化贞又飞章上奏说：“敌人因为官军收复镇江，就驱赶、抢劫周围四卫屯民。屯民现在占据铁山死守，杀伤了敌兵三四千人，敌人把他们围困得更紧了，应该马上前往援救。”于是兵部越发催促进兵。王化贞就在这个月里渡过河去。熊廷弼迫不得已让出山海关，驻兵右屯，而飞章上奏说海州取易守难，不该轻举妄动。王化贞终于无功而回。
王化贞平素不学习军事，轻视大敌，好说大话。文武将吏的规劝一点也听不进去，与熊廷弼尤其抵触得厉害。他妄想投降后金的李永芳会做他的内应，相信蒙古人的话，说是虎墩兔将派援兵四十万，因此想不战而获全胜。一切事务如兵马、甲仗、粮草、营垒等都放置一边不加过问，一意说大话蒙骗朝廷。
尚书张鹤鸣很相信他，他有所请无不答应，因此熊廷弼无法实现自己的心愿。广宁有十四万部队，而熊廷弼的山海关上却没有一兵一卒，只是有经略这么个虚名而已。
从延绥调来的部队不能作战，熊廷弼请把主帅杜文焕治罪，张鹤鸣却让宽恕了他。
熊廷弼奏请任用佟卜年，张鹤鸣递上奏章反对。熊廷弼奏请派遣梁之垣去朝鲜，张鹤鸣故意扣发他的饷银。于是两人之间相互怨恨，事事争吵。
熊廷弼这个人也器量狭小，刚愎自用，火气一触即发，盛气凌人，朝臣大多都厌恶他。
毛文龙镇江之捷，王化贞自以为立了奇功。熊廷弼说：“三方兵力尚未集合，文龙发动得太早，致使敌人恨辽地的人民，把周围四卫的军民屠戮殆尽，使东山军民灰心，让朝鲜君臣胆寒，令河西军队丧气，扰乱了三方并进的计划，耽误了联络朝鲜的打算，把它看作奇功，实际上是奇祸呢。”送信到京城，竭力批评化贞。朝臣们正把镇江一役看作大捷，听到他的话，心中多有不服。熊廷弼又明显地攻击张鹤鸣说：“我既然担任经略，四方援军应当听我调遣，而鹤鸣径自发动，不让我知道。七月里我向兵部询问军队人数，到现在两个月了，没有回答。我有经略之名，无其实，辽左的战事都是张枢密和王抚臣一起办的。”张鹤鸣这下更加恼恨他了。
到九月份，王化贞还说虎墩兔的四十万部队快来了，请迅速出兵。熊廷弼说：“抚臣靠着蒙古人，想不虞而收战功。我不敢轻视敌人，不敢说能不战而胜。”
后来蒙古军队终于没来，王化贞也不敢进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