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海西女真四部，哈达曾强盛一时，现在居然成为第一个被灭亡者。
努尔哈赤杀孟格布录后，建州女真的势力发展到开原南关。
建州女真与海西女真的均势平衡被打破，这才引起了明朝的警觉。
万历二十九年正月，明朝遣使到建州，就此事诘责努尔哈赤，扬言要关闭抚顺马市，削去他的龙虎将军之衔。
努尔哈赤只好选择退却，向明朝悔过。
明朝趁机表示，要立孟格布录之子乌尔古岱为哈达新首领。
努尔哈赤立即表示同意。
当年七月，在明朝的主持下，努尔哈赤在抚顺关外盟誓，将扣押在建州的乌尔古岱送到明军手里，由明军护送到哈达城，继承首领。但当年哈达遇到饥荒，又遭到叶赫的侵吞，乌尔古岱年幼，无力控制局势，一个多月后，自己主动回到建州。
此时，海西女真叶赫，内喀尔喀蒙古炒花—宰塞等，都表现的桀骜不驯，或时常侵边犯境，或频频侵吞邻部。
明朝即便对努尔哈赤已经产生了一些警觉，但也只是把他当作辽东地区诸多不安定因素的之一。
明朝从嘉靖时期开始，北方塞外地区的主要边患对象仍然是蒙古人。
明朝嘉靖年间，因漠南蒙古右翼土默特势力强大，“虏患”主要是土默特的俺达汗。
俺达汗的核心地区，是大阴山以南的河套平原，威胁宣大延绥宁夏等西北边镇。
但是土默特的势力发展的太快，排挤左翼察哈尔，导致察哈尔东迁。
从嘉靖朝中期开始，逐渐向东侵蚀的土默特，已经频频从西峰口等处入塞，侵入京师以东的蓟镇防区。
土默特骑兵还多次威胁山海关和永平、丰润等地。
而察哈尔东迁后，形成一种连锁效应，也对辽西、蓟镇产生威胁。
因此，嘉靖时期的“虏患”是最严重的。
而同一时期内，明朝积极扶植哈达王忠王台，实现以哈达制约海西、建州女真，因此此时女真当时虽然也有几股“骜酋”，但不成气候。
隆庆五年，隆庆和议、俺达封贡等一系列事件达成后，右翼蒙古的入塞活动停息，宣大延绥宁夏等西北边镇的边患基本结束。
而此前察哈尔东迁、内喀尔喀五部南下，导致活动在蓟州到辽西边墙外的蒙古各部势力过多，草场资源无法承载过多的人口。
察哈尔和内喀尔喀不仅蚕食原兀良哈三卫的领地，更频频侵入边墙。
此时，明朝正是隆万改革时期，通过开海禁、整顿官吏、推行新税法，任命一批少壮武将等方式，戚继光守蓟镇、李成梁镇辽，明军与察哈尔土门汗等势力采取硬碰硬式的对抗。
在同一时期内，哈达王台作为可以号令海西、建州各部的女真大酋盟主，继续为明朝发挥作用。虽然有叶赫、王杲等，但在王台的协助下，都能轻松压制或抓捕。
万历十年夏天，张居正和哈达王台接连去世。叶赫开始抬头。
辽东地区在李成梁的主持下，通过扶植努尔哈赤，使建州女真逐渐统一，与海西女真势力相当，达成一种均势，以此保证女真各部依然不成边患。
万历十九年，李成梁遭弹劾下野；次年，丰臣秀吉侵朝。
因援朝战争突发，明朝辽军被大批抽调到朝鲜参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