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闽浙士绅在清朝影响力下降，乾隆皇帝宁愿给广东士绅面子，改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
由于闽浙是清军南下中所经过的最富庶地区，而开国时清军基本上是没有军饷的，军纪极劣，在闽浙地区进行了极为残酷的大屠杀。
康熙朝为了对抗明郑，又实施了迁界禁海，造成巨大的破坏，勒期仅三日，远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骑即至，一时跄踉，富人尽弃其赀，贫人夫荷釜，妻襁儿，携斗米，挟束稿，望门依栖。起江浙，抵闽粤，数千里沃壤捐作蓬蒿，土著尽流移。
这些活动，造成了民间对于清廷的仇恨。
所以后来，清廷对闽浙地区的士绅并不信任也是情理之中。
广东士绅取得清廷信任，就证明广东人在明末不如闽浙士绅有骨气，抵抗少。
不然，广东民风彪悍，在明末表现得尤其有骨气，李定国与清廷便多次拉锯于广东。
于是在明末清初遭到的破坏，更加惊人，如尚可喜屠广州，据说一次就屠杀了八十万人。
因此，广东士绅在明末清初几乎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新产生的士绅阶层，许多都是尚氏集团的残余，是由尚可喜集团及清廷扶持起来的。
这无疑也是广州十三行能够得到清廷信任的理由。
明朝限制商民出海，是损害了中等商民的利益。
而广东十三行的存在，证明在清代，官商勾结的巨商已经不满足于和中等商民争利，他们更是将手伸向了陆上与外国商船的贸易，通过寻求代理官营形成垄断，使得无力出海的小商民之生计，也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这个情况在乾隆改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之后更加明显。
广州贸易的繁荣，是以牺牲沿海各港口的贸易作为代价取得的。
中国各地的产品不能就近运往便捷的港口，而必须远途跋涉运来广州，增加了商品的运输费用。
从全局看，显然有损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清代海盗中出身底层者多，实是因为乾隆改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之后，底层商民无力从各地转运货物到广州港与外国人贸易，无以为生，不得不出海为盗。
然而到了清朝，全世界都进入了殖民时代，南洋贸易份额也逐步被欧洲殖民者控制，自然与欧美国家的海贸就成为了海贸的大头。
四口通商变为一口通商，对于底层商民的生计没有影响，绝对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