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在大方向上有主见，对军事问题不外行，对关外情况非常了解，对解决后金问题很有耐心；懂权力制衡之道。
《熹宗实录》看下来，会发现他和他爷爷一样，抓大放小、拉一派打一派也算有一套。
具体评价天启得分两个阶段，刚登基时东林众正盈朝，天启不仅被忽悠而冤枉了熊廷弼，关外还因东林大草包袁应泰的上任而连丢两阳，直至东林大佬叶向高的得意弟子王化贞丢失辽东的最后一座重镇广宁，明朝彻底失去辽东，可以说情势糜烂。
然后天启关门放狗，清洗内政，宁锦之战后辽西也开始收缩，后金虽拿下了广宁，但后勤和兵力的短板使其一时间无力深入辽西走廊长期作战，追击广宁溃军时便因“大清兵追逐化贞等二百里，不得食，乃还。”
充分表明了当时后金军如沿途无可抢之粮用于补给，便很难独自支撑几万人的长距离行军作战，在后勤距离上有着致命的短板。
于是，明朝开始重回熊廷弼正面收缩拉长后金补给线、两翼钳制压缩后金战略空间、后方袭扰破坏后金统治秩序的正确策略。
宁远之战时高第要求前线明军将锦右的人和粮全部“归并宁远”的命令，正是这一策略在正面的体现。
如果不了解这一策略的背景和后金的作战特点，就很难明白为什么王在晋、高第、王之臣连续几任经略，甚至是从蓟辽督师位置上卸任的孙承宗都主张放弃锦右地区，因为这是用惨重代价换来的血的教训。
幸运的是，天启在宁锦之战后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策略的正确性，把那位“兵法有进无退”的军事家赶回了家。
天启犯下的最大错误是，为了应对东林挑起的失控的党争，放出魏忠贤咬人时自己对局面也有所失控，魏忠贤下手太狠，手段残酷的同时亦牵连过广。
比如杨涟，虽然弹劾魏忠贤的奏疏显得心胸狭隘、且影射了宫内之事而政治上极不成熟，但作为泰昌的托孤之臣，这个人的忠诚和清廉毋庸置疑，他既是东林可也是立场坚定的帝党，其品行操守比左光斗及后来的韩、钱等人不知高到哪儿去了，所以罢官流放或者关几年怎么都行，无论如何都是万万杀不得的。
这叫政治斗争扩大化。
和万历比起来，天启在这方面要稚嫩很多。
最后，如果说万历死得太不是时候，那么天启就是死得太早。
这爷孙俩随便一位晚死五年，后金都崩了。
因为他俩死的那一年，后金都在明朝几经折腾才形成的正确战略的压制下，开始陷入极大的困境。
万历末，熊廷弼稳住了局势，沈阳固若金汤的同时，正面防守侧翼袭扰，在周边渐次挤压后金的生存空间，逐步集结关内精锐客军伺机进逼，努尔哈赤一点机会没有。
结果万历一死，熊廷弼被搞下去，不但两阳丢了，几万精锐客军也一波送掉，明朝丧失解决后金最好的机会。
天启末，明朝收缩至宁远在辽西坚壁清野实施三方布置，后金无粮陷入饥荒，史载“国中大饥，斗米价银八两，人有相食”。
这种局面持续下去不出三年，后金必内乱。
这时候天启死了崇祯上台，前线总指挥换人，开始“送”粮食，“帮”皇太极解决了继承汗位之初的最大危机。
总体而言，万历末和天启末的明朝都恢复和保持了对后金的战略攻势。但是这两位一死，人亡政息，当后金在崇祯二年利用皇帝的用人失误成功地打破明朝两翼的牵制力量时，意味着双方的战略态势逆转。
从此后金成为了战略攻势的那一方，后方没有压力，可以毫无顾忌地收拾蒙古、征服朝鲜、破口入关劫掠了。
和后面他弟弟崇祯这位小事较真、大事糊涂的继任者相比，天启已经是很合格的皇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