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有疗效。”马大秘很笃定地点头，说道：“有太医看过此方，认为其或是取自张仲景《金匮要略》所载的崔氏八味丸。本是小儿用药，经过加减化裁，三补三泻，肝脾肾三阴并补，又以补肾阴为主，配伍堪称巧妙。”
好使就行，说这么多干啥？
徐齐霖说道：“是药三分毒，若是感觉已有缓解，确也不宜长期服用。嗯，还是以食疗和养生为主，长期坚持，胜过药石。”
马大秘笑着颌首，转而问起徐齐霖最近的情况。
徐齐霖一一叙述，又向马大秘打听起最近朝廷上商议的事情。
马大秘极有分寸，该说的说，不该讲的一字不吐。
要知道，中书舍人因为掌机务要政，特规定四条禁令，即禁漏泄，禁稽缓，禁违失，禁忘误。
而且，中书舍人可就省内所议之军国要政发表处理意见。百官所上议表状，需经中书舍人进呈与皇帝，并提出初步处理意见供皇帝决策时采择，是为勘议权。
所以，有些上议表状，不在保密之列的，马大秘倒也想听听徐齐霖的建议和意见，以免自己行使勘议权时有所失误。
别的事情，徐齐霖只是听听而已，朝中大臣的政治经验多丰富，做出的决策哪有自己置评？
可等到马大秘说到漕运，徐齐霖便支愣起了耳朵。这个有门道啊，自己兴许能借此而一飞冲天。
说到漕运，就要说到关中，说到长安。
关中号称沃野不假，但其土地比较狭小。自东汉以来，其农业经济在全国的重要性便日益下降。
而随着人口的增长，外来人员的涌入，统治机构的膨胀，特别是遇到灾害时，长安地区便需要运进外地粮食来保障供应。
在隋朝时，粮食问题便已经很是突出。为此，隋文帝建置了黎阳仓、河阳仓、陕州常平仓、华州广通仓。把函谷关以东和山西地区生产的粮食转运到长安，以供京师之用。
开皇四年，隋文帝又命著名的建筑艺术家宇文恺修筑广通渠。这条水道，引渭水，西起长安，东至潼关，全长三百里。
但这样也只是缓解了一些粮食运输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开皇十四年五月，关中地区各州发生大旱，长安又发生地震，人心惶惶。
没办法，隋文帝便带着百姓跑到洛阳去吃饭，因此得到了“逐食天子”的美名。
到了隋炀帝时期，开凿运河，一方面是想摆脱关陇世家的束缚，另一方面也和解决关中和长安的缺粮问题有关。
初唐时，由于战乱的关系，人口大量减少，再加上李渊和李二用物有节而易赡，水陆漕运每年不过二十万石，问题还不算突出。
等到了高宗继位，缺粮问题便尖锐起来，多次因为关中闹饥荒而率领群臣禁军跑去洛阳就食，最后一次的洛阳行，更是死在了路上。
按理说，大运河已经开凿完工，漕运到洛阳几乎不费什么力气。而从洛阳到长安，距离也不算远，何至于如此难运呢？
事情并不象想的那么简单，真正的问题是出在洛阳和陕州这段路上。从洛阳逆水而上，在三门峡砥柱这个地方，水情复杂、暗礁极多，经常是船毁人亡。
所以，洛阳的洛口仓里的粮食堆积如山，而能运到长安的只不过是一小部分而已。
“朝廷每年都要在漕运上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时有斗钱运斗米之说。”马周苦笑了一声，作了总结性结束，“齐霖亦知陛下欲对高昌用兵，以十万人马、半年之期计算，所需粮草物资可谓海量不可计数啊！”
就算老子不改革漕运，高昌不是照旧被灭掉了？当然，漕运改革不仅仅是关系到粮食问题，更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金钥匙，这才是老子看重的事情。
某些史家对于漕运是持批评态度的，认为这加大了对人民的搜刮和剥削。其实，立足于社会经济的视角，漕运，就不是孤立的运粮活动。
漕运兴盛，水运价廉，必然促进南北商品的流通。江淮、江南的经济发展已经势不可挡，但限于运输，并不能使北方得到更大的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