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唐朝，采用均田制也是有历史原因，以及实施的基础的。隋末之乱，战事频繁，造成人口锐减，土地大量荒芜的景象。
这便使得初唐时期，国家有大量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而百姓在受让田地后，并不是永远占有，而是要在死后将其大部分归还给国家，再由国家分配别人。
表面上，这似乎没有问题。只要大唐疆域足够广，有足够的土地分配，便可以把这个制度长久地实施下去。
但事实上，到了高宗时期，均田制便已经濒于瓦解，实在是因为均田制有着难以避免的弊病。
因为唐代的土地分为永业田与口分田，前者一般包括宅地与桑地等，为私有性质，可以传给子孙或者进行买卖；后者是根据人口分配的，人一出生就有权分配，一故去就要收回。
这样一来，随着人口的增多，原有的土地再也就不能满足需要，人口多的地区，能分到的土地所来越少，远远达不到政府所规定的水平。
而且，由于退田分田频繁发生，使得土地呈现碎片化。一户人家所拥有的土地常常分散各地。
由于没有现代化的代步和运输工具，农民要耕种相距很远的田地，那是相当的困难。
据史料记载，唐代有人拥有的土地，最远距离达到了百里之遥。一百里啊，有汽车还凑和，在古代，那真是没法耕种。
再者，长安有多少官僚，又要占多少田地，那可是个巨大的数了。
按照规定，有爵位的贵族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受永业田一百顷递降至五顷。职事官从一品到八、九品，受永业田六十顷递降至二顷。散官五品以上受永业田同职事官。勋官从上柱国到云骑、武骑尉，受永业田三十顷递降至六十亩。
此外，各级官僚和官府，还分别领有多少不等的职分田和公廨田，职分田的地租作为官僚俸禄的补充，公廨田的地租作官署的费用。
而田地不足的现象在关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不仅仅是因为关中人口越来越多，还有朝廷分给大臣的田地，使得关中农民所分到的田地越来越少。
没有足额的田地，可丁口又要缴纳定额的租庸调，这个负担很是沉重。等达到一定程度，农民负担不起，也就只剩下了逃亡。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朝廷也出台了狭乡向宽乡迁徙的政策，允许人多地少的地区百姓向人少地多的地区迁徙。
可政策是政策，不考虑当时的具体条件，也就是空头文件，没有实施的可能。
你想啊，地少的农民和无地的流民，当然想得到足额的田地，可迁徙到远方却是他们所面临的最大困难，说是危险也不为过。
首先，是没有具体的指向。这在后世是不存在的，打开电脑上网一查，哪个地方有优惠政策，又给田来又给房；哪个地方田地多，要招多少人耕种，可谓一目了然。
可在那个时候，老百姓是两眼一抹黑。能走出所在地方圆百里，已经算是出过远门，有见识的人了，谁又可能知道更远的地方的具体情况。
不知道去哪里，更不知道路怎么走，拖家带口的奔向远方，饿死在路上都是大有可能。
就象历史上自发的“闯关东”和“走西口”，那真是被逼得没招儿，只能用命去闯一下。
而且，“闯关东”和“走西口”这一路上，死了多少人，又有多少到了目的地，又有多少能在陌生的土地上安身立命？
所以，让老百姓自由迁徙，那就是扯淡，有政策也没用。但凡饿不死，宁肯在本地要饭当乞丐，也不愿背井离乡，去奔那希望渺茫的未来。
所以，没有政府的支助和引导，要百姓自发地向宽乡迁徙，那就是一句空话。所谓的政策，也是扯淡，没有实施的可能。
而李四胖的奏报恰恰是针对这些而写，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虽不是尽善尽美，但却能够缓解关中地狭人多的弊病。
说实话，这个奏报中虽然有徐齐霖的想法和建议，但连他也不能一功永逸地解决困难。尽管他认为均田制和府兵制，是大唐强盛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