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海禁期间，朝贡贸易也是中原王朝与藩属国之间仅有的贸易渠道，但暹罗人来得太勤快了，跟朝鲜差不多，从距离上看朝鲜可比暹罗近多了。
暹罗与清政府建立友好关系的主要目的是海外贸易的需求，在恢复正常贸易之前，暹罗不得不将燕窝等中国需要的商货送到日本，再由日本贩卖给“唐人公馆”里的商人。
不论明清都需要大量白银，中国出口生丝，从日本进口白银这一基调在17世纪中叶由于江户幕府颁布“贞享令”而发生了转变，规定中国船只只能带回的白银总额为6000贯，其余皆用铜代替，来日的船只根据出港地方不同划为不同的等级，在6000贯的范围内将贸易额分摊给各艘船。
对白银的出口限制导致了一种危险，即称为“拔荷”的走私贸易增加，为了增强对中国商人的管理日本唐人公馆，一开始允许入港的船只只有70艘，后来增加为80艘。
强制限制的政策成效明显，日本铜出口量明显增加，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中国制造铜钱，但是即便如此幕府依旧觉得中国采购日本铜的价格太低，因此自己也造铜钱。他们在大阪设立“一座铜”，尝试创立出银铜关系体制，有效控制长崎的铜贸易，但即便如此铜贸易还是陷入停顿，从长崎入港的中国船只减为59艘。
这一政策明确规定在缩小铜贸易量的同时，把贸易范围扩大到了海产品，比如鲍鱼干、海参、鱼翅，以及暹罗的燕窝，因为这些产品在草袋出口，所以被称为“俵物”。
俵物产品的变化不仅仅是供应方的事情，还要考虑消费者一方对干货的强烈需求，诸如海带、干鱿鱼、海米、凉粉等产品被称为“诸色”，由于它们的价格便宜，中国的需求量很大，仅仅80艘中国船只是不能满足日本方面出口需求，然而清庭也一样对日本船只进行了限制。
在明朝，也就是日本战国时期，各个大名曾经争相向明王朝朝贡。
这么做一可以得到册封，获得“正统”的地位，自应仁之乱后室町幕府已经徒有虚名，各地大名形成了新的豪族，二可以获得合法贸易的权力。
为了争取这个朝贡的名册，大名、寺社进行了激烈的竞争，正德八年日本朝贡使节回国前，明朝曾发给他们新勘合的文册，然而这个文册没有送到京都，在九州时被大内氏夺取了，大内氏得到了这个堪合文册后准备独占明朝朝贡，于是派出了三艘船到达宁波港。
这件事引起了日本其他封建主和寺社的不满，其中盘踞在坍港的细川氏也向中央幕府提出要分享朝贡的利益。当时的细川氏实力强大，并且靠近京都，幕府害怕细川氏图谋不轨，所以没有拒绝。正德文册被大内氏抢走后，京都幕府将已经作废的弘治堪合文册交给了细川氏，细川氏得到文册后立刻派出“朝贡使船”，大概比大内氏晚十天到达宁波港。
当时NB市舶司的宦官在接受了贿赂后，就违背“先来后到”的规矩，先检查了细川氏的货物，后来又设宴，不仅同时让大内氏和细川氏坐在一起，还让细川氏的位置比大内氏更加尊贵。
这激怒了大内氏的使节，于是他在宴会上杀了细川氏的使者，又将他们的贡船给烧了，副使看到情况不妙立刻跑路，但是大内氏追着他从宁波到了绍兴。
历史上这被称为“争贡之役”，朝贡的大内氏使节一下子化身强盗，沿途烧杀抢掠，明朝出动军队进行镇压，这一事件导致明朝政府废除福建、ZJ市舶司，仅留GD市舶司一处，也导致了明朝与日本的朝贡贸易途径断绝。
在本能寺之变后，丰臣秀吉取代织田信长，成为首次以“天下人”称号统一日本的封建主。
丰臣秀吉有点像朱元璋，他也当过和尚，但不甘于平凡的他放下了经书，投奔了到了织田信长的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