腌肉条都是可以作为束脩的硬通货，一般人家平时挂着闻闻味，十天半月能开次荤就不错了。
归根结底，是生产力低下，导致各种农作物产量极低，就比刚刚脱离天生天养的野生种植好那么一点，绝大部分人还挣扎在生死温饱线上，自然无法供给更优质的生活。
随着高产粮种和新农具的推广，深耕细作育肥施肥之下，不仅新粮种带来粮食丰收，原有的粟、麦、菽、稻、麻产量几乎翻倍增长，从亩产百几十斤终于突破两百斤，多出的杂粮和麦麸红薯叶等都可以用来饲养家畜家禽，如此不仅粮产量增加，连肉食也跟着大幅增加。
不知不觉间，就连一般人家的饭桌上，也能出现土豆红薯玉米鸡蛋甚至鲜肉羹和鸡汤鱼汤，就更不用说得到了高薪厚职的官员们。
尤其是原本在刘邦在位后期，曾下达抑商法令，惩治不法商人，甚至“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导致商人地位下降，在重税之下经商获利降低，全国的商业经济活动都遭到了重挫，商品物资缺乏流通的结果，就导致少数能够流通的物资都被有背景的豪商和权贵掌握，物价高昂不说，一般人也很难享受得到。
重农抑商本是大汉历代皇帝都十分重视的政策，只有吕雉执政期间，“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放宽了对商人流通的管束和重税的压力，并推广齐国修渠疏通河道以便水路运输货物之举，还修筑了从长安通往各直辖郡县的官道。
这官道与大秦时期不允许普通百姓和商人奴隶踏足的“御道”不同，只要在关卡处缴纳“养路费”，无论富贵贫贱都可以驱车上路，太后甚至还下旨免收寻常百姓在官道上步行所需的“养路费”。
只要上了官道，一路坦途不说，沿途还有驿站驻扎着护路工兵，既会修路，也能剿灭山贼路匪，比原来的道路不知安全了多少倍。
这也是诸侯国人口流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毕竟，在这个时代，想要拖家带口地迁徙，是一件非常劳民伤财之事。
没有护卫的普通百姓，在迁徙的路上会发生的意外太多，每一种，都随时可能让人破财甚至受伤乃至死亡。
更何况，谁也不知道，迁徙的结果，是更好抑或更坏。
而如今，大家已经知道前途光明，在大汉朝廷直辖的郡县生活，还有机会去长安读书学习，只要通过考核甚至能做官。而留在诸侯国，不仅要忍受诸侯王亲族和本地贵族们的压迫，缴纳重重赋税，还看不到未来的出路。
在没有这些官道之前，大家迁徙还要考虑一下路途遥远危险重重，如今有了官道，还有了官方的保护，那还不跑的，只有死心塌地跟着诸侯王混下去的铁杆们了。
原本以为太后不杀刘濞刘肥，甚至连刘恒都没召回，是因为心软。
现在诸侯王们才慢慢回过味来，温水煮青蛙，软刀子割肉，在大义之下的各种新政，让他们连反抗之心都没来得及燃烧，就被彻底剿灭在萌芽阶段。
就像刘恒“无为而治”的第一年，代国风平浪静，大家安心生产生活，第二年，看着隔壁原来的赵国现在的六郡开始轰轰烈烈的开荒种地，圈地养马养羊，新农具加上新作物第一年的产量，就让六郡的百姓彻底摆脱了半饥半饱的生活，甚至还有余粮卖给代国人。
买粮的代国人，没多久就跟六郡百姓结了姻亲，再没多久就搬到了隔壁郡县，反正代国连代王都是个一心只读圣贤书无为而治的，下面的官员也不敢跟六郡官员们抢人，只能憋屈地看着自己治下的百姓越来越少，对面不远的郡县却越来越繁荣。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怕自己吃苦，就怕看到隔壁不吃苦。
刘恒自己还活得战战兢兢生怕什么时候吕雉就想起在天幕神谕中他那个“汉文帝”的身份，努力低调地苟着，只希望能苟过这十几年，等熬死了吕后母子，终归还有自己上位的那天。
可是苟着苟着，才不过两年时间，等到吕雉正式定下登基日期，各地诸侯王要前去道贺时，刘恒算算账，发现自己的藩国收入锐减不说，连人口也减少了近三分之一，这才真的惊了。
他明明记得，在他努力催生，鼓励生育，重农抑商，降低赋税的情况下，代国明明是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人口也在不断增长，虽然又穷又小，但在诸侯国中，还算是个难得安稳太平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