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磨，是将小麦从谷粒转为麦粉的重要工具。战国年间，鲁班制出石磨。
一件物品从被创造出来到它被广泛使用，经历了漫长的几百年。直至汉朝，石磨加工技术才慢慢普及，让小麦能够从“粒食”变成“粉食”。
影响小麦是否成为主食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口感，还要看它在种植时能否适应当地的气候与土壤。
小麦从地中海气候的西亚传来，而中原大地是季风气候。
在中国已经形成一套作物轮种规律。小麦要打破原来的规律插队，又要符合当地气候与它自身的生长条件，此绝非易事。
其中，耗水量是个大问题。小麦耐旱，但种植过程中的耗水量是粟的两倍。
灌溉成本怎么算当地土壤是否合适这都是要解决的问题。
先秦时期，小麦多种于齐鲁之地的河流边。汉朝兴建了多处水利工程，让小麦的种植范围外扩了。
石磨水利工程，却仍旧没有将小麦变成人们餐桌上的主食。兴修水利所耗费钱财不菲，此法还不够让小麦深入田间地头。
北方地区农民们在不断提升“节水保墒”术，即保持土地的一定湿度，让保留的水分便于植物生长。
在原有的“深耕熟耘”与“耕”、“耱”基础上，慢慢再加上“耙”，形成了“耕耙耱”三位一体方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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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操作，让土地吸水储存能力大幅提升，从而小麦能够广泛种植。
有了这种农业技术变化，到了中唐时期，唐代宗李豫开启了中国史上第一次收“麦税”。
小麦终于获得了被征税资格，这表示它不是杂稼了，与粟上升到了同样的主粮地位。
至于小麦超越粟的地位，还要等到宋朝时期。
由这段小麦的发展史，能看到外来的农作物在中国生根发展需要漫长的时间。
再回头看十六世纪传入大明的美洲高产作物“三兄弟”，它们在明朝的境遇各有不同。总结一下，三者之中以番薯种植最多，玉米次之，土豆最末。
即便是种的最多的番薯，也限于闽粤之地。万历末年的泉州府志记载“贫者赖以充饥”。至于其他地区，如江苏有徐光启在万历晚年引种，但效果并不好。
其余地方或有零星记录，都是当做新奇食物瞧个热闹。北方就更少了，因为当时没能解决番薯种植的越冬问题。
番薯有大优点，耐旱、耐涝、抗病虫害，但是它喜温怕冷。当小冰期来临，北方想种植番薯需着重解决此困难。
这个问题难解决吗
我相信中华民族的种田本事，事实证明如此。
乾隆十一年前后，山东德州的农民解决了番薯越冬难题，让北方得以大面积种植番薯。
这时距离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之死，过去了一百零二年，尚未跳出小冰河期的冷期气候，也没有出现跨时代的科学技术飞跃。
换言之，假如明朝早些重视番薯，百分之九十九是能解决越冬问题。当天灾来临时，多了一份保命的口粮。
遗憾是番薯、玉米、土豆，三者在明朝传入中国，可它们被大面积推广种植都要等清朝年间。
外来农作物的本地化推广，固然客观上受到自然条件与技术水平的束缚，但先要问一问主观上足够努力去克服困难了吗
明朝没做到。
番薯在闽粤种植后，不是没人看到它的高产优点。
万历年间，何乔远写的闽书，卷一百五十赞美“番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