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造纸术印刷术还没发明，文化的传播就跟不上，书籍还局限在贵族阶层；
元明清以后，统治者不断地局限，控制，以致于我们能看到后面朝代的文人都在吃唐宋文人的“回锅饭”。
这并不是值得骄傲的事情，丧失了自己创造性的文人，也丧失了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欲。
所以我们不仅能看到宋元明清的文章诗词收到了很大的局限，不断地在引用唐人的作品，也能看到许多题材开始消失那就是地理志方面，对异域的探索。
天幕放出了众多的博物方面的书籍对比。
宋朝以前，对于异域的书写是一个重要题材，这也是华夏先民对于探索世界的好奇心的表现。
从先秦时代的山海经，两汉时期的博物志，大唐的酉阳杂俎等等，除了这些景点还有大量的其他地理或者博物方面的描写。
北宋无名氏有广物志，南宋李石有续博物志从书名就能看出来，是模仿的前人所作。而且也是从宋朝开始，文人著作开始使用笔名，或者说“化名”，完全不留真名以求安全。
广物志已失传，布置内容。续博物志虽然声称继承博物志，实际上内容斑驳杂乱，作者李石主要是抄袭宋朝以前的书，尤其是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宋朝之事较少，并没有太大的价值。
宋朝一些比较有价值的异域书籍，比如沈括的熙宁使契丹图抄、朱彧的萍州可谈、赵汝适的诸蕃志，更多的是根据作者的见闻来记录异域山川、风俗人情、动植物产，比较客观，真实，虽然作者们自称是继承了地理博物的传统，从想象力来说差距非常大，更接近旅行笔记。
不是说旅行笔记不好，重点是我们能看到，当思想受限，人的想象力被束缚后，各方面都会受到局限。
当宋朝占据主流的文人对外界缺乏了好奇心，那么偏安一隅后依然可以“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也就不足为奇。
欧阳修皱眉，还是不太能接受“学者不应为怪异之言祸乱。”
他不仅不喜欢志怪小说，也不喜欢这种虚幻的博物地理图志，在他看来，根据真实见闻创作的旅行笔记不是更实用更真实吗
宋末著名儒学教授刘埙，也是负责教育的学正，一生研究儒学和理学，非常深入。他从科举和理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只觉得写虚构的书籍是浪费时间“读书人应该以经义、文史为正统，这些荒诞无稽、虚幻缥缈之事于科举无益，何必去浪费时间”
但也有人，比如邓復，非常喜欢段成式，非常敬佩唐朝文人的博学“考其论撰，盖有书生终身所不能及也，信
乎其为博矣。”
“可惜，论博学，我宋人大大不如”
宋朝不再书写对异域的想象，也有现实因素的局限。
一是因为周边异族政权的阻隔，通往域外的陆上通道被切断；二是由于市舶司的制度管制严格，宋人出海、番商入境或者进入内陆都受到诸多限制，严重局限了宋人的异域降温，也使得宋人更关注内心世界。
北宋泰山学派创始人石介大笔一挥，写下中国论“人道悖于中，国不为中国矣”
南宋著名经学家和湖湘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胡安国吹胡子瞪眼地反驳“荒谬蛮夷的文化都什么需要了解的，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以礼义也。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人类灭矣”
宋朝虽然是半壁江山，但是文人的自尊心比四夷臣服的大唐人显然敏感多了。
他们不仅仅是客观条件不允许，主观上也不愿意接纳。
这一时期的主流思想也不愿意接纳外来文明，认为除了宋，其余的文明，比如辽、金、西夏，以及海外，都是蛮夷，不值得学习。
金人虽然战斗力比宋强，但还是要学宋的火器制作，还是要用宋的铜钱和丝织品和各种货物，辽人和西夏人也都离不开宋人的茶叶丝绸，这也让他们维持住了脆弱的自尊心，依然可以骄傲地抬起下巴，不去看脚下的残破江山。
明朝时期有一次例外，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队的水手、医生和其他官员有不少作品，这也是明朝对海外各国探索的高峰。高峰之后就落到低谷，西方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东方世界进入党争，郑和的航海图差点都没了，随船所写的作品最终只流传下来三本。
郑和下西洋7次，前后时间长达28年，随行人员无数。其中随行的航海医生等人著作了不少重要航海书籍。比如陈良绍所著的遐观集，匡愚所著的华夷胜览，马欢所著的瀛涯胜览，费信所著的星槎胜览，巩珍所著的西洋番国志。
可惜的是航海医生陈良绍遐观集、匡愚华夷胜览等等随船人员著作皆已失传。剩下的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成为研究郑和以及明代中外交通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其中以瀛涯胜览对于15世纪初南洋各国和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国王、民俗、物产等纪载详细，被各国学者公认为三书中最重要的一部书。
马欢得意大笑“哈哈哈哈，虽然大家都写，但是我赢了”
陈良绍、匡愚一阵傻眼。
辛辛苦苦许多年写得一本书，后世直接失传了，那不就是写了个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