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国企是计划经济，一切都是按计划来的，单位没有资格发奖金。要等到八十年代初，国家在企业中逐步推行利改税，才允许企业实行包括奖金在内的浮动工资制。电影厂推行奖金制应该是在1984年，也就是说要等到1984年，秀影厂才有资格发奖金。现在就算秀影厂在有钱，也不能发奖金，因为这是国家的钱，不允许乱发。
劳动服务公司不属于国企，是秀影厂下属的集体企业，现在又被许望川他们承包，发不发奖金，发多少奖金，国家不会干涉。劳动服务公司发奖金完全是合法，不存在任何问题。只是劳动服务公司发了奖金，如果秀影厂不发的话，秀影厂职工肯定不干，肯定会闹。秀影厂最终决定从30万承包费里拿一部分出来，按照工资等级，给厂全体职工都发放奖金。
按道理来说，这事应该到此为止，大家都拿到了奖金，应该是皆大欢喜才对。许望川万万没想到在发完奖金后告状信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多了。他拿告状的人没办法，也不知道是谁告的状，唯一能做的就把几个拿到奖金后到厂里显摆的员工叫到办公室臭骂。
讲完事情的经过，许望川满脸郁闷地道：“他们非但不感谢我，反而写告状信告我，你说这叫怎么事啊！现在我彻底明白你为什么不让我给劳动服务公司的人开高工资了。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给劳动服务公司的员工发高工资，恐怕告状信早就寄到省里了。”
许望秋知道这样的是太正常，不要说普通企业，就连中科院的科学家都不能免俗。1980年中科院科学家陈春先到美国访问，被硅谷科技企业的蓬勃生命力所震惊。回国之后，他向上级建议中国应该搞自己的硅谷。随后，他跟几个朋友利用业余时间搞了个服务部。在创业第一年，服务部有了两万多元的收入，于是陈春先给大家每人每月发了15元奖金，并规定每人每月有7元的津贴。这事在中科院里溅起轩然大波，告状信如雪片般飞向上级部门。
中科院的科学家尚且如此，其他单位自然不用说，几乎每个单位都有这种人。他们看到别人比自己会赚钱，日子过得比自己好，心里就不舒服，就开始在背后说人坏话，向领导打小报告，甚至是无中生有，不把你搞臭搞倒，他就不肯罢休。
许望秋知道会出现这种情况，就算许望川刻意低调，这事也瞒不住的，毕竟到了年底，许望川他们是要交30万给秀影厂的。这笔钱一交上去，别人自然就知道他们赚大钱了，该来的还是会来。他笑着安慰道：“这事早晚都是会捅出来的，我们所有手续都是正规的，肯定不会有问题，早查早安心。我其他都不担心，就担心告状信一多，上级部门不让我们承包。这事让老米多费心，该活动还是要活动。”
许望川点头道：“这个你放心，老米盯着的，不然我也不知道告状信的事。”
许望川简单给许望秋讲了讲劳动服务公司这一年来的经营情况，以及他的种种感受，随后她压低声音道：“望秋，你知道我们去年赚了多少钱吗？”
许望秋家都不会，直接跑劳动服务公司，就是冲着钱来的。不过他表现得十分淡然，好像没把这事放在心上似的：“行了，跟我就别卖关子了。”
许望川得意地看着许望秋，压低声音道：“除去缴纳的税款，以及秀影厂的30万，还剩78万，也就是说我们三个每个人可以分26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