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前说过，汉文帝刘恒信奉的是黄老学说，对经济政策的认识基本就是轻徭薄赋，藏富于民，节俭清净，不多扰民。
这样的经济政策虽然促进了民间经济的恢复，但客观来看制约了国家财富的积累。
刘恒在位期间，大量减免赋税、开山川关泽、开地方铸币之禁，对工商业的发展相当的宽容，自文帝十三年起，甚至除去了田地租税。
至后六年旱灾、蝗灾之时，国家的财富就已经相当窘迫，到了几次三番下令要求裁员，允许百姓卖爵位以换取财富的地步了。
汉初朝臣们看着天幕上文帝的所作所为，就算是实际上对经济政策并不熟悉且敏感的他们，在天幕这样直白而简洁的论述中，也琢磨明白了弊端在哪里。
“一味的减免赋税，使得自己的收入减少，又没有新的收入来源，国库当然会越来越穷的啊”
萧何看着那一句除去田地租税，感觉自己有一口气始终喘不上来，以至于有点眩晕的迷糊。
这得是多少的钱粮啊不落入国家的口袋里，白白便宜了谁呢
考察文帝这些经济政策，最大的受益者其实并不是文帝治下的百姓，而是富商豪强们。
文帝的轻税制度，主要针对的是土地的收税，却还保留了大量的人头税，比如说口赋、算赋、户刍等等，形成了一种以人头税为主的收税方式。
汉初的经济形势，是少量的富商豪强占据了大量的土地，这种很明显有利于他们的收税方式，使得他们明明占有着很大的资产却只需要交很少的税收。而普通百姓们，却依旧被繁杂的人头税所困扰。
借用荀况的话来说，这就叫做“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强也”。
文帝意图“屈国”，哪怕国库空缺也要爱护百姓，结果却并没有完全落实到百姓的头上，使百姓的负担大大减轻，反而“资豪强”，加速了社会的贫富分化。
同时，文帝弛山泽之禁、开关津之阻、任民冶铸，客观上确实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却也使得大量冶铸者得以兴风作浪。
前两者的开放使得可以使用大批奴隶辛苦为其劳作的大工商业主纷纷进驻市场，反而压制了普通樵民和小商人以攫取财富。
而后者的开放，参与的门槛更高，只有少量的大铸造业主和诸侯王得以获利，且获利极多吴王刘濞也正是在这样的政策下得以光明正大地累积起足以免除封国赋税的巨大财富的。
在古代是农业社会这样的先行条件下，在文帝一朝因为过于宽松的经济制度，竟然形成了商人富贵而农民贫贱这样重末轻本的危险状况。
社会上出现了“素封”这种集体他们不是列侯封君，却拥有着远超平民的财富，“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再加上文帝时期对于土地政策、吏治管理的轻视，他们便大肆兼并土地，为祸乡里，严重加剧了社会矛盾。
所以等到刘启上台，他还没来得及对亲爹的经济政策有所大改，就不得不扛起亲爹遗留下来的大山，硬着头皮用一个足够空虚的国库去平定七国之乱了。
虽然我们不能因此过多责怪刘恒，但从这个角度来看，也不怪有些学者一反传统文帝比景帝能耐的论点，驳斥道如果不是刘启这个亲儿子给刘恒填上了大坑，汉文帝的名声肯定会下降几个档次了。
刘恒有点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