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法是上头让他们推行的，他们把钱散出去是为了让百姓的日子更好过，至于百姓需不需要，那不重要。
地方的青苗新法推行的如火如荼，奏章雪花般飞到条例司的书案上，只看地方官送来的反馈，简直就是他们条例司的大胜利。
差点把反对派给气死。
这都不是与民争利的事儿了，这是贫民富户都不放过，非得把大宋所有百姓都逼上死路啊！
贫民是借钱还不上，富户是不用借钱强迫他们借，怎么着？除了当官没活路了是吧？
祸国殃民！奸人害国啊！
王介甫！你的良心不痛吗？
于是京城就出现了这么个场面，地方报喜的奏章接连不断，朝中弹劾老王推行青苗法误国的奏章数量也再创新高。
他三哥忍无可忍，直接把老王堵在条例司衙门吵了一架，
气的本就焦头烂额的老王扭头就走，当天一整天都没再露面。
再然后，倒霉催的二哥等到的就是出任河南府留守推官的诏书。
河南府，府治洛阳，离京城开封府不远，就是地位有点尴尬。
大宋的京城开封又称东京，有东京自然就有西京，陪都西京就是洛阳。
洛阳身为陪都，留守司衙门甚至就是个小规模的朝廷，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京城该有的领导班子那边都有，就是任职的官员要么是年龄大马上要退休的老人家，要么就是和当朝执政党有矛盾但又真的有本事的年轻官。
有本事意味着可用，和当朝执政党有矛盾意味着用着心里不踏实，如此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索性就打发去西京办差。
也就是说，河南府的领导班子呈现两个极端，一部分是送过去种花喝茶颐养天年的老干部，另一部分则是有冲劲有干劲有本事但是没有施展空间的倒霉年轻人。
好在被发配到洛阳的年轻官不会一辈子都留在那儿，大宋的朝廷从来都不是一言堂，执政党再怎么强势也有和他们意见不统一的实权高官，而执政党也不可能一直都是执政党。
这么一想，三哥去河南府当留守推官也不是坏事，就当出去散心了。
三哥那里和老王相处不来被打发走可以理解，二哥你又是怎么回事？
苏景殊理解不了，他三哥在条例司直面老王，发生什么都不奇怪，二哥回京后干的活儿完全和新政不沾边，怎么能被贬的比三哥还远？
看信上的解释，他就参与过一次和新政相关的议事，当时讨论的还是科举改制，和闹的最激烈的青苗法一点关系都没有。
科举改制只要不是废除科举就激烈不到哪儿去，最多就是换个教材被骂一阵，骂完之后只要当权者态度强硬教
材该换还是换。
比如这次，老王觉得朝中那么多人反对变法革新不光是朝臣胆小怕事，而是他们思维固化，都被书上写的条条框框给圈住了。
和那些一根筋的人辩经辩赢了也没用，那些家伙输了也不会觉得自己个儿是错的，不如把力气用来培养新人上。
他自己来编教材，教出来的学生要是还不和他站一队，那就真的没办法了。
亲自教都能教出来对家只能说明错的是他，而不是那些成天和他唱反调的对家。
不过老王不担心改了教材之后教出来的学生还不向着他，他对他自己有信心，也对天下读书人有信心。
苏景殊不觉得王安石是自大，大宋的读书人良莠不齐，差劲的没有底线，而优秀的那一部分放在上下几千年的时间里依旧拔尖。
毫无意外，老王就是拔尖的那一小撮儿里面的。
老王想改教材，部分朝臣拦着不让改，官家拿不准主意召集三馆两制的官员开会，他二哥身为与会人员之一，开完会回家就写了份奏疏上交到官家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