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古人笔记里的童谣俗语顺口溜，佛经偈语，应时小曲，甚至一些刻意使用方言韵味创作的文学作品如竹枝词等，其韵律还有地域分布的因素，不能一味地拿“官话”，“正韵”取套接，不然同样会陷入到逻辑混乱当中。
把这些都考虑完了，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被前辈们给带到沟里去。
很多留下著述的前辈们，都是学问大家，但是学问大家也不见得所有观点都对，尤其是国文，国学，牵一点而动一片，谁也不敢就说自己能够将所有的点，所有的面，都考据完全了。
随便举一个例子，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史学研究专家中，就曾经掀起过一股疑古思潮，由此产生“古史辨派”。他们对司马迁《史记》里记录的商王世系表，就提出了严峻的质疑。
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是顾颉刚，他在1923年《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提出想做一篇论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正式挑战以往的古史书写。
在那封关于古史演变的信件当中，顾颉刚指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是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第二是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是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
顾颉刚认为这是不合理的，是可疑的，受此思潮的影响，中国上古史体系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挑战。
新文化运动另一大佬胡适则在致顾颉刚的信中建议：“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走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
由此，中国信史被缩短到两千五百多年。
顾颉刚是什么人？那是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建国前的燕京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北平研究院研究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讯研究员、院士，《文史》杂志社总编辑，大中国图书局编辑所长兼总经理。建国后的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全国文联委员。
长期从事古史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负责校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著作有《古史辨》、《汉代学术史略》、《两汉州制考》、《郑樵传》等，与人合著《三皇考》、《中国疆域沿革史》、《中国历史地图》等，对中国的文史学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这样的人能够提出质疑的观点，那就必然是严密的，周尽的，经得起质疑的。
至少在当时的学术界，能够辨得过他老人家的学者，基本没有。
但是这些辨析和认知，都是依托于当时的史料，记载，以及严密的逻辑推论之上的，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一片甲骨惊天下，带有商王世系表的地下文物出土，极大地丰富了文史研究的证据，甚至推翻了当时学界对于史记商王世系的质疑。
这也是文科和理科的重要区别，理科和文科的研究其实都讲求逻辑，但是逻辑分作了前提和推论两个部分。
文理之间的区别，就是理科在相当大的范围里，其逻辑前提是完美的，周尽的，比如数学，它的前提就是1加1等于2，其它所有的公式，都是基于这一前提扩展出去的。
又比如欧式平面几何，其实就是直线公理，圆公理，角公理这三个认定的前提上推到出来的。
除非你从平面跃迁到立体，这前提才会被打破，否则就是完备的。
文科的最大特点，就是逻辑前提的不完备，而不同的前提，哪怕使用相同的推理，能够得到的结论也是不一样的，甚至可能截然相反。</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