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清末民初这时候也没必要考虑这么多，毕竟就那么一点点的电力需求。现在用水电，算是歪打正着。
李谕说“另外，张大人，我想您还可以考虑一下生产化肥。”
张之洞第一次听这个词“化肥”
“就是肥料，化学肥料，简称化肥。”李谕说。
“肥料”张之洞又问，“施肥用吗”
李谕说“没错。我看咱们的铁厂旁边就是兵工厂和钢药厂，我想材料还可以试着用来生产氮肥。”
张之洞不明所以“这也行生产肥料干什么我曾经也下过地，见到村民都用着农家肥。”
李谕笑道“那点哪够，如果可以使用化肥，起码可以提高一半的产量。”
张之洞讶道“提高一半的产量”
李谕说“是的，这就是现代工业的力量。”
这种话李谕只能给张之洞提。
因为实际上晚清的高级官员大都并不太关注农业生产，这是地方官也就是县令们最看重的。
毕竟田税是县令的最大收入来头，这块收入按照官场规矩，是无人敢动的。
高级官员们都知道下面官员的做法用各种千奇百怪的手段抬高粮价。以前地方官是踢一脚称米的器皿，这一脚蕴含了地方官的看家本领，一脚下去粮食就少了。
但到了晚清，地方官已经直接撕破脸，几乎等同明抢。直接不要米，而是折合成银子上缴。
这里头能操作的空间可比踢一脚大了太多太多。
比如一两银子本来折合100斤米，但是地方官们直接提高到100斤米要交5两银子。
其中翻了四倍的利润空间就是官员们用于中饱私囊。
不是明抢是什么这就是晚清“爱民如子”的“父母官”。
但上头官员基本不会管，因为大部分钱县令又要通过各种炭敬、冰敬孝敬上去。
这是晚清官场的顽疾，而且是晚期恶性肿瘤，没治了。
当然除了这个，晚清政府换上的晚期癌症还有不少，早就病入膏肓，任人宰割。
由于田税非常关键，即便是平时比较仁慈的地方官，到了钱粮征收的时候，也非常狠辣。
清朝有两个特别擅长写日记的，一个是大名鼎鼎的曾国藩，写了差不多130万字。
另一个是广东一个县令，名叫杜凤治，这家伙更狠，当了14年县令，写了400万字日记
对于晚清史，这都属于非常珍贵又真实的史料，因为是自己写给自己，比较私密性，不会考虑太多其他因素。
杜凤治就算是个当地百姓交口称好的县令，但是人家每年收入也有两万多两白银了。
平时他对百姓属于还算不错的，但到了征粮的时候，直接变了一个人一样。
因为田税征收不仅大大关系到他们的收入，是直接财源；上头对征收不力的处罚也很重征税完不成10的，不准升迁，还要罚俸一年；完不成50的就要革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