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些，在内务大臣和治安法官眼中，全是越权。
亚瑟离开苏格兰场之后，罗万花了整整一年半的时间逐一接管、重编、归档，每一次人事调动、每一次结构重建都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苏格兰场内战。
亚瑟当年亲手提拔起来的那一批人里，有忠诚的，有聪明的，也有桀骜不驯、不合规范的。然而恰恰是后者，在亚瑟的调教下，成了“苏格兰场风格”的核心。恰恰是这些不合规范的家伙，最受一线警官的爱戴。
他们不拘泥于程序，却总能破案。
他们不擅长写报告，但每次街头混战却都冲在最前。
他们脾气火爆，语言粗鲁，胆大妄为，但却赢得了东区码头、北区集市、南岸工棚那些最难对付的工会线人们的信任。
罗万不是不懂得欣赏亚瑟的天才创作。
正相反，他很欣赏亚瑟的那套系统：行动迅捷、情报通畅、判断果决，不出手则已，一出手便是雷霆万钧。
今年早些时候议会特别委员会对伦敦治安情况的调查报告中指出，自苏格兰场创建以来，伦敦地区因为盗窃、抢劫等犯罪行为损失的财物已从1829年的90万镑，下降到了1834年的2万镑。
这里面究竟有多少应该归功于亚瑟·黑斯廷斯，罗万心中有数。
但是，高效运转、成果卓著的黑斯廷斯体系并不是一点缺陷都没有。
作为苏格兰场的首任厅长，罗万深刻的明白：如果一套体系离了一个人便转不动了，那它百分百不是个好系统。
亚瑟留下的这套体系核心之处便在于，它是完全由亚瑟·黑斯廷斯的个人魅力与手腕凝聚起来的一套系统。
或许它确实很好用，或许它确实为伦敦的治安状况贡献了许多成果，但是这套系统只有亚瑟·黑斯廷斯一个人能使得动，他那群桀骜不驯的手下也只对他一个人负责。
为了根除亚瑟在苏格兰场的影响力，也为了能够从内务部和治安法官的夹缝中赢得喘息之机，罗万不得不做出一些令人心痛的决定。
黑斯廷斯派的老巢警务情报局和刑事犯罪侦查部先后遭到“大清洗”，调动、外派、降职，为了消除过去那种“黑斯廷斯主义”作风，罗万拿出了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
每一份报告都必须按规定格式提交，每一次抓捕都必须经过上级审批，所有涉及案件的调查必须进入正式记录系统，任何情报收集行动都不再依赖于私人信任和默契。
此举虽然有效遏制了苏格兰场中不受控现象的蔓延，但同样让那些已经习惯了“灵活处理”的老警官感到不满。
“当年黑斯廷斯警监在的时候……”这句话几乎都快成为某些老警官教训年轻警官的口头禅了。
而去年发生的一起事件更是引爆了苏格兰场内部的不满情绪。
去年警务情报局派遣一位名叫威廉·波配警官前去监视某个激进分子组织的集会，波配警官在集会上装扮成了一位激进改革家。但很不幸，一位曾在警察局见过他的激进分子当场揭穿了他的伪装。
然而，就是这么一件小事，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激进分子动员伦敦国际政治同盟要与苏格兰场开战，并号召举行抗议集会以抨击波配的行为，要求政府严惩这位在苏格兰场深受信任的资深警官。
1833年5月13日清晨，在伦敦一个冷浴场的废墟上，大约800人的激进分子举行了集会。
当一份又一份煽动性演讲逐一发表，参会者再也不能保持冷静。
他们开始攻击前来驱散人群的苏格兰场警察。
短棒、石头、刀子甚至还有手枪的子弹，全都飞向了警察。
负责现场指挥的罗万厅长当即决定动用了一支70人的镇暴警队前往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