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高三人组里面，张居正是不用考虑拉拢的，这个完全没戏，政治斗争虽然无需硝烟弥漫，但你死我活的程度甚至超过战争，所以张居正不可能“为我所用”。再说，虽然很多后世的所谓专家教授拼命吹捧，说他的改革很大程度上给大明续命了几十年，但事实上，他的改革根本没有触及更深层次，因此并不彻底，这一点在后世也是有公论的，说是改革，实际上顶多算改良。甚至高务实对张居正在隆万大改革中所起到的实际作用，以及改革的实效都有很大的疑惑。
比如说，取消匠户轮班制是早在嘉靖八年就开始搞了的，明显和张居正无关。而最先搞一条编法改革，则是从嘉靖十年开始的，到了隆庆年间已经是“视田为陷阱”、“富者缩资以趋末矣”，可见一条编法的效果已经显现了。因此从整体上说，一条编法改革的主要成果不是张居正的，甚至连高拱都只能说是继承前人的正确路线持续推进。
那么张居正都干了什么呢嗯，他将一条编法强行在全国推广，而不是像嘉靖、隆庆年间，视各地情况而定。这是功绩吗恐怕不见得。对于工商业发达，土地兼并本就比较严重的南方地区，适合一条编法改革的，嘉靖、隆庆年间已经改过了。而张居正推广的地区恰恰是土地兼并不严重，工商业并不发达，其实并不适合此项改革的北方和四川地区。
此外，张居正还推动了强行征银。嘉靖的一条编法改革，一直是维持缴纳粮食，而不是银子的，因为这样可以避免自耕农被官商地主多次盘剥。而张居正的强行征银，既增大官员逼无地少地人口银两的空间因为如果是交粮，无地少地人口没有收成，官员造假就难上许多还给官商地主每年两次发横财的机会。
张居正还搞了考成法，这个考成法大体上就是，不管你税银是怎么收的，朝谁收的，只要是能收上来，就算是业绩合格，否则的话就是怠政、懒政，你就可能要丢帽子或者大帽子换小帽子了。而且这个考成法还继承下去了，到了崇祯年间，官僚拷打陕西无地少地农民，大体上就是继承张居正的遗志结果陕西考成的成果就是考成出了闯王。
张居正还重新丈量了全国土地，但丈量的成果如何呢反正隆庆年间纳税民田是700多万顷，万历十年的纳税民田还是700多万顷。
最后，张居正还在实际上给了东林党出现和存在的土壤。东林党之类的官商利益网，在张居正排斥异己遏制民间舆论的条件下很容易滋生，顾宪成、李三才都是张居正时期得到官僚权力的。张居正的所谓改革，实际上对穷苦农民不利，对王朝也很可能弊大于利，但唯独对东林党所代表的那群官商最为有利，所以到了天启初年，东林党一掌权，就马上给张居正平了反。
东林党什么的，即便其中有部分人气节盈胸，但高务实作为红朝我党培养出来的年轻干部，一贯是看不惯只讲个人气节而不讲国家利益之辈的你如果是个平头老百姓，不能做到“舍小家为大家”也就算了，但你身为国家高官，连这点觉悟都没有，国家要你何用相对应的，纵然红朝也有贪污腐败问题，但回过头来看看，红朝抗洪抢险的时候是不是有危险“群众先撤，党员先上”是不是“书记退撤书记，书记不退党员都不准退”至少高务实当年作为县高官的秘书，在危急时刻从来都是跟着书记顶在抗洪第一线，动不动就是三天、四天不能下大堤的。
权利永远应该对应着责任。
当然，张居正改革的真正成果，高务实还是要肯定一条不管手段高明不高明，至少国库里头总算不至于要饿死老鼠了。
虽然高务实一直都觉得明朝的税收体制问题很大而且很杂，但归根结底，继续找农民收税肯定是个饮鸩止渴的蠢办法，只有扩大税源，尤其是商税、关税，甚至工业税等，才是正理。
张居正改革弄到最后依然只是在农税上想办法，并且实际上出现了强制收取货币农税的情况，在高务实看来顶多只能算功过参半固然有给明朝续命之功，但却也是在不断地透支朝廷的最底层民心，并且在他之后明朝沿着这条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也就越发没有回天之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