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户方面，明初时期工商业经过多年战乱和蒙古人的摧残，元气没有恢复，所以匠户上番服役加上官营手工业的方法是合适的。但到了明朝中期，事实上就没有真正意义的匠户了。早在嘉靖四十一年，匠户就已经不再轮班上番，而是改成征银，朝廷则以银雇工。
同样的道理，军事装备的生产和军事设施的建设，也就从徭役向“税收雇工”的模式转变，这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在江南这种工商业非常繁荣的地方，这种情况更加突出，大量的匠户转变成了工商业者，而朝廷的官营手工业则因为缺乏良匠而渐渐衰弱。
综上所述就会发现，大明的军事力量原本主要靠两种人维持，一是必服兵役、多服徭役但理论上免税的军户、匠户，二是不服兵役、少服徭役、多交税的民户。应该说，明初的“纳税”原则还是比较公平的基本属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你要么要么当兵、多干活，要么不当兵但是多交税。
这种原则同样适用于明初的官员和士绅与很多现代人道听途说的“明朝历史”不同，明朝理论上没有官绅“免税”的政策，官绅主要是免徭役，而不是免田赋等税收。而且，田赋是根据官绅拥有的土地数量来收的，符合“不服徭役就多交税”的原则。
但是问题在于，后来徭役变成了交钱给官府雇人代服役，成了事实上的“人丁税”，所以官绅免徭役就给人以“免税”的错觉。这也是为何后来雍正搞“官绅一体纳粮”，是通过推广“摊丁入亩”的模式来进行。
由于一部分官员滥用特权，庇护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通通不服徭役，所以明朝制定了优免的规则，大意就是你处在哪个品级，能免多少，都给你定下来，不能超过。当然，本书前文多次说过，制度这玩意儿执行越久就会越松弛，到最后制度虽然还在，但只在纸面上存在，执行层面约等于无。
再说田赋方面，明初能免税的仅限于一小撮京官，目的是为了对冲京官微薄的俸禄。它也有限额，免不了多少税，其性质是用有限的免税额度来抵扣少发的工资。
后来优免的限额逐渐扩大，到了正德年间，一品官的优免额度是四百亩，万历年间就厉害了，免税额度达到了一万亩但始终还是有限额的，大部分官绅理论上多少都要交点税。
当然，像高拱那种“自辅储至参钧轴，历三十年而田宅不增尺寸”的，可能达不到交税的额度，但这种人属实是少数。毕竟就连高务实，他名下的田产都远不止万亩虽然他买的田地都是用来搞新作物试验的，但超了就是超了，超过的部分也是要交税的不过他交税是出于以身垂范的目的，按照当前的环境，他本来也可以有很多方法不交税。
后世有人考据推算注明朝有功名人士免税估算及明朝税收讨论，明朝士绅合法免税的耕地，不到全国耕地总面积的2，这点田地免税其实不会对明朝财政构成多大冲击。从明朝的农业税来看，宣德时期时明朝农业税大概是2700万石，万历六年时的农业税大致是2670万石，跟明初差不多。
但还是那个问题，条文是一套，实际运行又是一套。明代中后期地主士绅的免税特权被滥用了，限额成了摆设。再加上“拖欠”税收和诡寄、飞洒、花分、欺隐等各种钻空子的方法，明朝的官绅事实上不怎么交税了。不仅有官职和科举功名的人能免税，哪怕是没有任何官职和科举功名的地方实力派一样可以免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