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志》中，许多地方都以结婚成本高昂出名。首都长安“闾里嫁娶，尤尚财货”，卫地“嫁娶送死过度”，蜀中甚至为了婚姻“倾家竭产”。因为社会大体太平，女子也能主动出击。史记说，从郑地到赵地，妇女精心打扮自己，还专门拿着乐器作为装饰，不远千里地出行，也不管对方老少，只希望富贵的人接受自己。
而且，不止是中原故地，连边疆地区，都迅速沾染了这些习惯。汉代，九真郡地处交趾以南，当地土人十分原始落后，连耕种都不会，要靠打猎来和交趾人交换粮食维生；也没有稳定的夫妻关系，更别提形成家庭。不过就算这样，当地人也迅速学会了索要聘礼，也不知道怎么这方面汉化这么快。
光武帝时，太守任延在九真郡推行教化，教百姓开垦田地，使用农具。还鼓励他们结为夫妻，组成家庭。结果土人也有不少因为没钱，交不起聘礼的，太守就带领各级官员，拿出俸禄帮他们垫付，因此同时娶妻的就有两千多人。
土人有了田地和家室，后来又有了孩子，从此安居下来。他们因此对任延十分感激，为他建造生祠，很多人还用他的名字给小孩起名。郡里遇到事情，土人就跑来助战，还主动帮忙守卫边关，因此连戍边的士卒都得以省掉了。
很可惜的是，这种情况毕竟是个例，大部分地区，官府对这些情况依然无能为力。朝廷里的官员也注意到了这种情况。汉宣帝的时候，谏大夫王吉就上书劝谏过，认为“聘妻送女无节，则贫人不及，故不举子”，可见这种风气已经影响了国家人口，必须加以干涉。
汉宣帝本人也下达了命令，规定低级官吏和普通民众的婚姻开支不得超过上限。但皇帝的干涉，也没法改变社会风气，最终依然没能产生足够的效果。
整个两汉时期，也和罗马一样，没有找到面对这种问题的解决方式。而后世，这些情况也总会反复出现。这根本不是朝廷几道命令，或者大儒们苦口婆心教育，就能解决的。
神父们给郭康也不是第一次说这些。他们和郭康比较熟悉，觉得他看问题的视角独特，而且经常有好办法，因此总是像期待圣贤指点一样，希望他能直接给出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但是，郭康毕竟不是真的圣贤。像蒸汽天兄这种工程，无非是因为，未来的人们早已有了成功的经验，因此他能直接确定正确的方向，带领大家去努力实现目标。但是，像这些问题，未来的经验就派不上用场了——因为哪怕几百年后，情况也没见有什么本质变化。
郭康根本没信心去宣称，自己那个时代，人们已经成功解决问题了。甚至，连当时社会正在尝试的这条道路，究竟是不是正确的方向，是不是已经看到了一些成功的迹象，他都不敢断言。自己都不能说服的状态下，让他怎么去说服和带领其他人啊。
当然，从长远看，整个文明其实也有周期性的自我调节。
人口减少和汉晋时期的朝政混乱是同步发生的，这二者都会导致外族进入。外族的进入会进一步引发社会混乱，而社会一旦动荡起来，这些奢侈的嫁娶活动，连同逐利的女子，也就消失了——毕竟那会儿，总不能去找石虎要彩礼吧。而等到秩序再次恢复，社会也就回到了一个周期之前，大家还没有骄奢淫逸起来的状态了。
虽然听起来，这根本不算是解决问题的思路。但横向对比其他文明的话，交给周期律保底，也是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了。只能希望罗马能尽快复兴，至少让地中海世界这边，先有个周期律产生的土壤再说。否则，就算研究和讨论，恐怕也是白费功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