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明朝中后期，所谓的海禁政策在很多地方名存实亡。
万历年间沈德符说“我朝书生辈，不知军国大计，动云禁绝通番，以杜寇患。不知闽、广大家，正利官府之禁，为私占之地”
晚明时期，朝廷的海禁政策有过多次变化，时禁时弛，但随着海禁的弊端和开海的好处日益显露，打开国门可谓大势所趋。
天启、崇祯年间明代东南沿海先后经历了葡萄芽、荷蓝人入侵、郑芝龙、刘香等大小海盗纵横海上等事件，海洋秩序一度混乱不堪。
鉴于此，明朝廷曾多次下令沿海海禁。但随着海洋秩序的恢复，不断有人上书提议取消海禁政策。
崇祯年间，泉州民众上书“为今之计，莫若弛禁开洋，给引通商，庶可戢其敝而获安仓。”
他们建议朝廷彻底放松海禁，给海商发放许可证，如此一来，既能改善老百姓民生，又可以增加朝廷财政收入。
崇祯三年十二月一日，兵部尚书梁廷栋上书朝廷，请求“稍宽海禁，给引出洋，使十余万众皆得有所衣食。”
崇祯皇帝接到奏疏后下令“海禁之开，利害孰胜，仍令抚按酌妥以闻。”
也就是让大家商议商议这个事情可不可行。
皇帝开口，负责此事的兵部立即将梁廷栋奏疏、皇帝旨意以及兵部意见转发给福建巡抚熊文灿，巡按罗元宾。
福建巡抚熊文灿接到兵部公文的时间大概在崇祯四年正月，若干天后的正月二十八日，熊文灿正式将兵部公文以及自己的意见下达给了按察使司。
随后巡按御史罗元宾也将兵部的命令下达给了按察使司经历司。
按察使司接到上级公文后，立即将公文转发给“兵、海、守巡各道”。要求各道议妥后答复。
然而就在地方官员探讨放开海禁事宜之时，却突然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崇祯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兵科给事中魏呈润上疏提出六条建议，其中有一条为“酌洋饷以通商”。
不同于十七天前对梁廷栋奏疏的批复，崇祯皇帝针对魏呈润关于开海的建议却指示道“严保甲与开洋禁是否并行无碍该部从长酌覆。”
由于魏呈润奏疏内第五条建议“酌洋饷以通商”事关户部，应该由户部对此作出议覆。
对此，户部在崇祯四年正月十八日做出回应。先是指出通商确实利民利国，但是由于近年来海上势力纷杂，而且朝廷还刚刚申明“严保甲以重比闾之讥察”，如果现在“开洋禁”，很有可能导致奸人作乱，勾结外夷。
所以户部在经过商讨后认为现在不宜彻底解除海禁。
得到户部的回应之后，崇祯皇帝于正月二十一日下旨“开洋通商事宜，该部既称不便，着照常禁饬。该衙门知道。”
他要求沿海继续维持海禁。
接到皇帝批示后，户部立马将旨意下达给福建巡抚、巡按。
福建巡抚大概在崇祯四年三月接到户部下令维持海禁的公文，并立即将此命令下达给福建地方官员。
这下，福建地方官员傻眼了。
前头针对兵部尚书梁廷栋关于崇祯三年十二月一日宽海禁的奏疏，地方刚刚讨论完。而讨论结果是认为开海通商有利于地方，并决定取消海禁，允许出洋贸易。一切程序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之中。
可是现在地方意见尚未来得及汇报给朝廷，却突然之间接到了朝廷继续维持海禁的一纸公文。
福建地方官员做为既得利益者，自然倾向于开海，所以他们经过商讨，向上汇报
1、取消海禁，允许出洋通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