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赵天麟让秘书给司徒雷登发去电报，将自己在江苏海边疗养院的地址发给了司徒雷登。电报是下午发去的，第二天上午，司徒雷登就捧着鲜花，风尘仆仆的出现在赵天麟所在的房间外面。
被赵天灵请进了房间，司徒雷登实在是忍不住，只是礼貌性的问候了几句，就直接将话题跳到了中国到底会如何面对美国请求的问题上。
赵天麟已经有了准备，直接问道：“司徒先生，你还记得关于1937年中外学术交流中，关于何主席是独裁者的讨论么？”
司徒雷登稍稍有些愕然，他当然记得此事。不过以他受到的中国文化影响之深，司徒雷登觉得这个讨论在中国的文化氛围中最好不要进行过多讨论。
纠结片刻，司徒雷登还是坦率的答道：“我认为那次大争论以及后续引发的文化对比活动很有价值。”
赵天麟点点头，坦率的表示，“我也这么认为。”
何锐在世的时候，1937年的中外学者交流中，外国学者代表团内部有个姑且称为模糊共识的看法，“何锐是个独裁者”。
这种看法刚提了出来，立刻遭到了中国学者们的激烈反对。因为“独裁”这个词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中有相当的负面意义。
中国文化中的所谓“独裁”，就是独断朝纲。且不说这种用词已经暗示了“独夫”，“暴君”或者“权臣”这些并不被中国文化认同的联想，光是独断朝纲，在政治上意味着以牺牲相当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推行政策。
所以中国学者认为，既然何锐的政策从来都是普惠性质，全民受益。决不能以“独裁”来形容。
外国学者在遭到最初激烈反对的时候都很懵圈，欧美文化中的“独裁”是一种管理模式，与政策本身的效果没什么关系。
基于欧美文化的思想体系认为，何锐是中国制度中的核心政策制定者，是相当一部分政策的直接制定者，还是几乎所有政策的最终拍板人。作为主席（chairn），作为坐在核心椅子上的裁决者，何锐所做的一切都符合欧美管理体系评价中的“独裁者”的定义。
这种非常不愉快的争论直接导致了中外学界对于中外政治文化，以及政治道德的一次大讨论。从而出现了非常多的论文，以及靠这些争论赚取稿费为生的媒体政治评论家。
赵天麟直接问司徒雷登，“司徒先生，你认为李主席是何主席那种chairn么？”
司徒雷登这一路上对此思考了很多，这个问题他也考虑过。从司徒雷登领导的工作小组对于公开情报的分析来看，李润石虽然从何锐这里接过了最强大的权力，但李润石可比何锐民主多了。
摇了摇头，司徒雷登叹道：“我认为李主席是真正的chai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