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
升陑，非地利也，亦人和而已。
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以分言之，以臣伐君，疑于乱矣。以天命言之，汤所谓“天吏”，非称乱也。
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
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夏师败绩，汤遂从之，遂伐三朡，俘厥宝玉，谊伯、仲伯作《典宝》。
汤归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诰》。
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惭德。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
桀之罪不若纣之甚，故汤放之而已。汤未伐桀之时，勇以伐之；既伐之，后乃有惭德。以其本心宽厚，不得已而伐恶以救民，伐毕乃惭，亦如人之可罪而挞之；及其挞之，则又悔之：皆宽厚之意也。
仲虺乃作诰，曰：“呜呼！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有夏昏德，民坠涂炭。
民之有欲，至于失性命之情以争之，故攘夺诞谩无所不至。为之主者，非聪明足以胜之，则乱而已。
天乃锡王勇智，表正万邦，缵禹旧服。兹率厥典，奉若天命。”
经言“智仁勇”，或言“仁智勇”，未见先“勇”者。盖成大功定大业，必以智勇；智之所以行者勇也，故先“勇”后“智”。
“夏王有罪，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师。
夏有昏德，则众从而昏；商有明德，则众从而明。
简贤附势，实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战战，罔不惧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听闻。惟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赏。用人惟己，改过不吝。克宽克仁，彰信兆民。
用人惟己，己知可用而后用之。如此则是果于自任，而不从天下之所好恶也。王者心术之真，大抵如此。改过不吝，言己有过则改之，无复吝惜，若所谓“过则勿惮改”也。用人惟己，则善者无不从；改过不吝，则不善者无不改：此所以能合并为公，以成其大也。其发而为政，又能宽以居之，仁以行之，盖所谓“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惟汤之德如上所言，兹其所以明信于天下；天下信之而欲以为君也。孟子曰：“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桀之所以失天下之心者，惟其肆为威虐，故民坠涂炭而莫之拯。汤于是时，以宽仁之德彰信于天下，故天下归之，若大旱之望云霓。然汤之所以能成宽仁之德者，其本则自于清浄寡欲，然天下，举不足以动其心，故能利与人同，以施其不忍人之政，兹其所以彰信于天下也。盖拨乱反正，以成帝王之业者，苟有利之之心，则将夺于物欲，见利而动，惑于声色货利之私，遂至以私害公，不能执其所有，以与天下共其利。刚愎自用，遂其非而莫之改，如此则所施者无非虐政，是水之益深、火之益热也。古之人有失之者，项羽是也。汉高祖与项羽，当秦之末，俱兴义兵以除残去虐，较其势，则高祖之不如羽远甚，然而高祖卒得天下，羽失之者，以高祖之宽仁而羽则惟肆其暴虐而已。原其高祖之所以宽仁者，无他，亦本于此数者之德而已。观其入秦关，珍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封秦宫室府库，还军灞上，则其志已不小矣。而又不爱爵赏，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即以分其士，好谋能听，从谏如转圜，惟此数者之德，皆备于己，故其约法三章，悉除去秦法，而秦民皆按堵如故，莫不欲高祖王秦者。而项羽之所为则皆反是，此其成败之势所以不同也。以高祖之成帝业者而推之，则知仲虺所以推本成汤诞膺伐夏救民之意，始于不迩声色，不殖货利，改过不吝，然后继之以克宽克仁、彰信兆民，可谓知所先后矣。
乃葛伯仇饷，初征自葛。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独后予？’攸徂之民，室家相庆，曰：‘徯予后，后来其苏。’民之戴商，厥惟旧哉！”
王者之用兵，如良医之治疾，惟恐其来之迟，故先彼则此怨，先此则彼怨。民信之，然后可用以征伐，故继言征葛。
“佑贤辅德，显忠遂良；
佑者，右也；辅者，左也。
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推亡固存，谓推彼所以亡之故，固吾之所以存，乃邦之所以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