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十一日］诏增开修漳河役兵及万人，并力于四月以前毕功。上患财用不足，文彦博曰：“要丰财安百姓，须省事，如漳河累年不开何所妨？漳河不在东边即在西边，其利害一也。今盛发夫开河，只移得东边河，却掘西边民田，空劳民，何所利？”王安石曰：“若使漳河不由地中行，则或东或西，为害一也；若治使行地中，则有利而无害。若或东或西，利害一也，则禹何须浚川，尽力沟洫？劳民诚不可轻，然以佚道使民，虽劳不可不勉。”上笑。
［是日］上论王猛，王安石曰：“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滞，显贤能，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任，兵强国富，垂及升平。猛至微浅，然不如是，亦不能济此功。”上曰：“流放尸素，诚为先急。”安石曰：“但尸素尚宜以流放为先急，况又沮坏时事，固所不容。臣观王猛临终与苻坚所言，尤知猛有智虑。苻坚志大而不见几，好功而不忍，内有慕容垂之徒不诛，而外欲伐晋，此其所以亡也。猛知坚不能除垂之徒，故劝以勿伐晋。不然，以秦之强，而欲取晋，何难之有？”上曰：“先知害，乃可言利。今内困于财用，则不可以有事北狄，亦犹内有慕容垂之徒未诛，则不可以有事于晋也。”冯京曰：“臣常言天下事不可急。”安石曰：“有一日行之而立见效者，亦不可不急，若流放尸素之类是也。如用兵于强敌，乃当待时而为之不可过。”
［三月三日］上召两府对资政殿，出庆州军变文字。潞言“朝廷多所变更，人不安”云云。冯言“府界淤田，又修差役，又作保甲，人极劳弊不易”云云。余曰云云，“更张事诚非得已，但更张去人害则为之，更张而更害人则不可为。又有事诚可为，而时势之宜未可以为者，亦未可以为。如讨夷狄，招边境，于今时事之宜，是未可为者。《礼记》以为‘事前定则不跲’，今天下事要须前定，不临时为人议论所移。”
［三月四日］先是，上问执政以啰兀城存弃，王安石以为当俟李评等相度至议之。上曰：“李评等若以为可守，何如？”安石曰：“傥不须筑堡运粮，则存而守之无害。”上曰：“如欲守之，固当筑堡。”安石曰：“筑堡则致寇。今抚宁新陷之后，士气沮怯，乃于贼界中作堡，又必致寇，以沮怯之众当力争之寇，则其生变必矣。况又陕西人力疲困，难于供馈乎？”上曰：“如此，当不复计惜已费财力，弃之而已。然以见兵三千人在彼为可虑，及积粮草多为可惜。”安石曰：“今评等相度急递闻奏，俟其奏至，弃之未晚。”上曰：“啰兀城非不可营，但举事仓猝为非。”安石曰：“三代之事固未及论，但如李牧犹弗肯速争小利。盖善用兵者，其节短，役不再籍，粮不三载。若诚出此，则啰兀城小利，自不当营，非特失于举事仓猝也。《易》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是以‘动而不括’。今动无成算，又非其时，宜其结括也。先王惟知时，故文王事昆夷。方夷狄未可以兼之时，尚或事之，此乃所以为文王也，岂害其为圣乎！今人材未练，财用未足，风俗未变，政令未行，出一令尚患州县不肯服从，则其未能兼制戎狄固宜。宣王当周衰之后，风俗坏，人材少。《诗》曰：‘德輶如毛，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当是时惟一仲山甫能好德，群臣无助之者。宣王能与仲山甫协力，以养育成就天下之人材，人材既足，然后征伐，故宣王征伐之时，首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言宣王先成就天下之材，采而用之，所以能征伐也。今欲使战守，则患将帅非其人；欲使之转粮饷、运材物，则患转运使非其人。又国财民力困匮如此，则征伐之事固未可议也。”上以乏材为患，安石曰：“文吏高者不过能为诗赋，及其已仕，则所学非所用，政事不免决于胥吏。武吏或出行伍，或出子弟，但厚设饮食称过使客，则名誉官爵随之。此风今固未能尽变，则乏材固无足怪者。但陛下力行不已，搜举能士，责以功实，风俗渐变，政令渐行，则人材终当不可胜用矣。”上悦。及是，遂弃啰兀城而有是诏。
［是日］先是，韩绛奏河外所修荒堆寨，久远不可守，已令废拆，且抽兵回，而吕大防独不肯，绛因使大防以便宜往相视，大防又迁延麟州不即往。大风雨，役人暴露，终夜叫号，河外官皆以为言。王安石白上曰：“朝廷便宜只付韩绛，岂可转付大防？欲戒大防，凡事当申宣抚司，毋得径行。荒堆寨乞令毁拆，如宣抚使指挥。”上疑大防方往相视。安石曰：“若不决然可弃，绛岂肯如此？不须竢大防报也！”上既手札谕大防，乃降是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