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荆公可谓得君乎？”曰：“后世谓之得君可也，然荆公之智识，亦自能知得，如《表》云：‘忠不足以信上，故事必待于自明；智不足以破奸，故人与之为敌。’智不破奸，此则未然；若君臣深相知，何待事事使之辨明也？举此一事便可见。”曰：“荆公‘勿使上知’之语，信乎？”曰：“须看他当时因甚事说此话。且如作此事当如何，更须详审，未要令上知之；又如说一事，未甚切当，更须如何商量体察，今且勿令上知。若此类，不成是欺君也？凡事未见始末，更切子细、反复推究方可。”
——《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八
问：“如荆公穷物，一部《字解》，多是推五行生成。如今穷理，亦只如此著工夫，如何？”曰：“荆公旧年说话煞得，后来却自以为不是，晚年尽支离了。”
“《易》有百余家，难为徧观。如素未读，不晓文义，且须看王弼、胡先生、荆公三家。理会得文义，且要熟读，然后却有用心处。”
——以上《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九
伯淳先生尝曰：“熙宁初，王介甫行新法，并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为俗学，不通世务，斥去。小人苟容谄佞，介甫以为有才，知变通，适用之。君子如司马君实不拜副枢以去，范尧夫辞修注得罪，张天祺以御史面折介甫被责。介甫性很愎，众人以为不可，则执之愈坚。君子既去，所用小人争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众君子未与之敌，俟其势久自缓，委曲平章，尚有听从之理，则小人无隙可乘，其害不至如此之甚也。”
王介甫为舍人时，有杂说行于时，其粹处有曰：“莫大之恶，成于斯须不忍。”又曰：“道义重，不轻王公；志意足，不骄富贵。”有何不可？伊川尝曰：“若使介甫只做到给事中，谁看得破？”
——以上《河南程氏外书》卷一二
明道先生曰：“必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行《周官》之法度。”
——《近思录》卷八</div></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