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鸣之还想再问细节，但甘棠向其他几人道：“这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的清楚的，没有一二十年的准备，根本无法实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样的变革不能急，要一步一步走，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是怎么抵抗异族的入侵，但社会变革的问题，如果几位长辈信得过我，我们在抗击燕国入侵的同时也可以做些前期的准备工作，这两件事，一急一缓可以同时做，这并不矛盾，反而有互相促进的作用。”
“好一个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小甘棠不弱先祖甘罗，其先祖甘罗十二岁在秦国拜相，我看棠儿过两年身体能承受政务的压力，也可拜相以。”柴恒听到这里，暗自思量，有这样的治国方略也是不是不能接受，虽然皇权得到大大的削弱，但谁又能保证自己的子孙不出一两个败家子，如果其子孙不孝，丢失了这大好河山，岂不是有像秦始皇一样被后来者对其后代血腥的屠杀的结果。自己的性格并不是像父皇那样对权利极度的执著。如能无为而治，自己到显得轻松。
甘甫道：“棠儿说的不错，变法不能一蹴而就，而如今燕国内乱，给了我们喘息的机会，不要认为天下就此太平了，燕国狼子野心，等其添好了伤口，必定会向我们亮出獠牙，当其再次扑上来的时候，只会比上一次更加凶狠。”
“自有历史记载以来，中原和草原的争斗就从来没有断过，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由于北方草原苦寒，人们生活艰辛，造就了草原游牧民族坚毅的性格，其一出生就在死亡边上挣扎，弱肉强食，崇拜强者。而中原人性平和，其个体综合身体素质和草原人差距较大。要想和草原人争斗只能靠整体力量和先进的战术装备。只有当中原王朝强大时才能带来和平，当中原王朝弱小是就会发生草原异族入侵。周康王伐‘鬼方’给大周带来两百年的和平。黄帝历一九二六年犬戎侵周，西周亡。”
“战国时，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始，战国七雄的秦、赵、燕三国对北方草原的义渠、匈奴、东胡都有压倒性优势，如果强大的秦国和赵国能压制草原部族还能说得通的话，那弱小的燕国也能压制北方强大的东胡，众位长辈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是铁器，中原各国在当是把铁锻造的兵器应用以战争，铁兵器相较于铜兵器的优越性不用我来表述了吧！”
“而草原部族对铁器的冶炼对于中原部族的落后，让中原部族压制了草原部族几百年，到秦国时大秦帝国骑兵又发明了马鞍马镫，到汉朝中期，大汉帝国又把神臂弓应用于对匈奴的战争。”
“直到汉武帝后期，中原政权渐渐失去了对草原部族的装备优势，致使晋朝只能偏居江南一偶。这种状况延续了三百五十年左右，直到唐太宗时，我中原王朝又一次对草原部族的战争中取得优势，这一次是唐朝工匠改进了两种兵器，由于中原对铁冶炼技术的成熟，能够把骑战兵器的刀从直刀改成弯刀，弯刀在劈砍时比直刀更加节省力气，弥补了中原部族力量的不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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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种是发明了以步对骑的利器“陌刀”。到大唐亡国时，草原部族在兵器上又一次赶了上来，从那以后中原部族对草原部族就从来没有取得过优势，就是英明神武的夏太祖也只能和草原部族维持不胜不败的局面。”
“中原王朝对草原部族天生在身体素质上的劣势是无法改变的，如果不能在装备上取得优势，一旦遇到天灾**，就会给中原百姓带来战争的灾难。”
“从汉武帝开始到现在千百年来，中原百姓所受的战争痛苦虽然不能全部怪罪儒家，但儒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汉武帝时期的大儒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是所有中原百姓梦魇，尤其擅长制造的墨家的消亡！儒家思想的致命错误有两点给中原百姓带来战争的痛苦，一是愚民政策;愚民政策使普通百姓失去对国家和民族的荣誉感和责任心，其忠孝只是对士大夫能起到大的作用，对大字不识一个的普通百姓，起不到大的作用。第二是把工匠和器人的社会地位推到最低。限制了兵器装备的革新，使中原王朝失去了在战争装备上对异族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