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先帝，自然是赵佶的亲哥哥宋哲宗了。宋哲宗是九岁登基的，比当年后周末代的周恭帝柴宗训七岁登基，也大不了多少。如果赵子称非要说皇帝年纪小就是原罪，那可是犯了大忌讳的。
对于这一层反驳，赵子称倒是毫不担心，立刻提醒对手要分情况讨论：
“此一时，彼一时也！诸位听话未免断章取义了，我何时说过主少国疑便是原罪？
我说的是，当天下尚未一统，百姓陷于战乱时，主少国疑会导致天下百姓受更多的苦。而一家一姓的荣辱，与天下百姓的困苦相比，又何足挂齿？
太祖皇帝当年便是因为有如此天下为公的至公之心，才在肇基践祚之初便立下金匮之盟，以示他与周世宗的不同。如果太祖当年不被黄袍加身，周恭帝未来有没有可能一统天下？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无法回答。
但我可以保证，哪怕退一万步，至少周恭帝在继位最初的二十年里，不可能去着手一统天下，天下百姓就要因此多吃二十年苦！因为周恭帝自己也好，当时的宰相范质等人也好，都必须等周恭帝先成年，掌握军心民心，然后才能有所举动。
而郭氏/柴氏当时有天下，累计也还不足十年，为了一个才占据河洛、河北和淮北之地不足十年的家族，就要让天下百姓多受至少二十年苦，他们有这个资格吗？
所以当周恭帝继位之时，周人便失去了天命，失去了德运，而不是等太祖被黄袍加身时，周人才失去的德运。这一点，本朝治史的先贤，却都没有看到。我自己每每读史书，少年时也曾为此不解，后来在太学苦读两年半，与师友切磋，才自行领悟了这一点，融会贯通。”
赵子称这番话，比前面的论述更加详尽，也鞭辟入里，陈东等人听后都不由陷入了深思。
而哪怕是在旁边看戏的赵佶，心中也一改此前看戏的心态，变得真心欣慰起来。
“原先哪怕是司马光，或者其他再心向我大宋的士大夫治史，也只敢说太祖的天命、德运来自陈桥兵变不曾流血、太祖是被人拥戴的。为了顺应天意，在被拥戴那一刻才有了天命。
若是按此子的说法，我大宋的天命却不是从被人拥戴、为了不流血结束那场拥戴才开始的，而是在柴宗训继位那一刻起，柴家就没了天命。而且按他的说法，道理还很通顺，为何之前百余年，就没人这么想过呢？”
赵佶也不由陷入了深思，良久之后，他才隐约意识到稍稍有些隐患，“不对！按照此子的解读，我大宋得天命的过程，虽然比司马光论述的过程，更加无辜、更加不容置疑，但也会留下一些口子。
那就是按照此论，《孟子》的地位会被进一步拔高，司马光修《通鉴》，评定儒家先贤时，已经一定程度上拔高了孟子的地位，而如若我大宋要以《孟子》的‘天下恶乎定、定于一、孰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来拓展正统之根源，岂不是要全盘承认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赵佶心中陷入了动摇，他不知道这个改变，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个问题牵涉太广太深，他不敢轻率判断。
他决定还是回去之后，跟其他心腹文臣商议切磋一下，或是跟那些治学的学术官讨论一下。
在宋以前，或者说从汉儒的董仲舒开始，统治者的“天命、德运”都是来源于天人感应的，来源于天意的改变。天意的改变有可能通过民意来展现，但民意终究只是天意的一个载体。
如果这样力度地推崇孟子，那么民心就不再是载体，而是天意和德运本身了。“是否符合人民利益”这个标准，会被拔高太多。对于一个崇信道教、喜欢谶纬、喜欢祥瑞的皇帝而言，可不是好事。
赵佶这些年来，一直指望以崇道和把自己标榜为道君皇帝、神仙下凡来加强其正统性和统治合法性。突然让他改弦更张以“是否对人民有利”来判定统治合法性来源，不是那么容易扭转的。
赵佶的这些自私自利思考，并不好明着说出来，因此他也不会下场反驳赵子称。
好在其他太学生多多少少会当赵佶的嘴替，他们的疑问和反驳虽和赵佶所想、所担心的并不完全相同，但也能有七八分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