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千年历史，北方游牧政权似乎总是困扰中原王朝边境安全的问题。
从武帝时期的全盛匈奴，到宋代的澶渊之盟，再到明朝的土木堡之变。
究其原因，还是中原王朝在军事上不具备长期作战能力。
在短期内可以与北方游牧民族作战取得胜利。
但无法进行长期的追击歼灭战，也就无法彻底消灭北方的有生作战力量。
所以常常有人问，为什么就不能直接把游牧给灭了，这样不就没有边患了吗？
先不考虑这会付出多高的军事成本。
即便真的有封建王朝，把草原上的每一个人给杀了。
那么打下的这片土地，你总得移民过去吧？
草原环境恶劣，风餐露宿，栉风沐雨。
夏天的野蚊子能直接把人给咬死。
任何汉民，只要到了草原长期居住，那他就是会胡化。
由此成为新的游牧。
是环境改变人，而不是人改变环境。
所以草原民族并非天生就野蛮。
他们只是因为环境限制，只能活的像个野蛮人。
那么转换一种思路，改为直接统治草原地区行不行？
这其实也不现实。
农耕帝国与草原帝国有着不同的文明形态，与统治逻辑。
农耕文明重点看税收，讲究一个稳定。
游牧文明一年四季都在迁徙，对于这群居无定所的人。
你中央政府既无法调查人口，又无法按时找他们收税。
甚至你收上来的税，都不见得比得上你在草原上找人的成本。
所以要保证一劳永逸，万世太平。
团结“非我族类”，是非常需要政治智慧的一件事。
它必须运行一套双元双轨，又相互依存共生的政治制度。
故此，李翊始终反对单纯通过暴力，来缓解游牧之患。
这是低效、贫民、伤财的。
最佳的方式，还是加深两国贸易，使双边经济高度绑定。
这样一来，
一旦两国开战，统治者就会瞻前顾后，处处掣肘。
以致尽可能地避免两国争端。
这其实涉及到一个现代经济管理学的问题。
好在李翊在这方面专业对口。
当即对众鲜卑部使者，提出了加深两国贸易，扩大商品规模的建议。
而这建议一出，立马招来了众部使者的反对。
其中以轲比能部使者素乌最是不能理解，当即对李翊的主张提出质疑。
“……丞相之见，皆为坐论，非圣人之言。”
“我等虽为边鄙，亦尝听闻汉家有云：”
“——天殖货财，皆有定数，不可尽出。”
“夫商贾之道，不过徙货易位，岂能无中生有？”
“昔粮肉不足以饱胡汉之口，今经筹算，反能足食。”
“此何理耶？”
素乌所提出的观点，其实代表了整个封建时期人们的观点。
在他看来，不论是胡人还是汉人，他们的货物都是有限的。
不可能无止尽的拿来交易。
也就是司马光说的，“天下之财，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
认为天下的财富有限，不在老百姓手里，就是在官府手里。
后世很多统治者都没能逃出这个刻板印象。
这其实还是受传统儒家士大夫的影响，
认为生产力是不能被解放、被发展的。
全天下的财货就那么多，不管怎么变法，无非就是看蛋糕怎么分。
而不会使蛋糕变大。
后世许多变法家，也只是在考虑如何分蛋糕，而不是在想该怎么把蛋糕做大。
在这方面，其实王安石的理论是最符合现代经济学的。
王安石提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