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的天文知识较古时有很大进步，当初汉武帝将太史令司马迁、治历邓平、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闳等天下对天文星象最为了解的二十余名专家聚集，制定历法，最终选了邓平的历为《太初历》。
一切都以天文观测为依据：太初历以太阴十二年运行二十八星宿一周，这也是十二地支的由来。而岁星一天运行十二分之一度，这是十二时辰的由来。每十二年环绕一周天，得出一年运行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这是一年为什么是365天的原因。为了弥补误差，又有了闰月。
梁丘贺虽是神棍，但作为带预言家，也要有点天文知识功底才能吃这饭碗。他已不会认为日食月食什么天狗吃月亮，甚至能通过与日月运行轨迹的计算——手动计算，准确预测日食月食会发生在哪一天，只是时辰上还没法精确。
但因为公羊传天人感应之说占据了主流，天官和儒生们还是非要把这说成是灾异，用来吓唬皇帝和世人。
在古代，科学还是神学，其实只差毫厘。
而对五星的研究预测也早有人在做，梁丘贺手头还有一本叫《五星占》的书，乃是汉文帝时人所撰，据说作者是贾谊，以五星行度的异常和云气星慧的变化来占卜吉凶。
它用整幅丝帛抄写而成，约有八千余字字，前半部为《五星占》占文，后半部为五星行度表，根据观测到的景象，用列表的形式记录了从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到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70年间金木水火土的位置，以及这五颗行星在一个会合周期的动态。比如金星为五出，为日八岁，而复与营室晨出东方，5个会合周期刚好等于8年。
朝廷的天官接替了这一工作，他们记录的不止是五星，还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
可梁丘贺和天官、太史们利用五星占和过去的记录，来计算预测五星汇合时间点，却是十数年后，绝非今夜！
萧望之闻言一喜：“或许是任弘指使耿寿昌妄言天象，欲为助力，因为吾等都知道，五星汇聚意味着什么。”
单独一颗星，比如荧惑高升，乃是灾异，秦始皇时便有此天象，意味着兵灾天下大乱。而木星与土合，为内乱，饥，主勿用战，败。
若诸星逆行，儒生肯定欢天喜地地将锅扣在任弘头顶，说他是“荧惑星”了。
可五星同时汇聚，反而是大吉之兆！
早些时候的记载不必多言，就说上一次出现五星出东方时的事罢，那是汉元年十月，汉高祖破武关，一路大胜，兵先诸侯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枳道旁！
暴秦的灭亡，大汉的新生，都凝聚在这天象上了，故史书兴奋地记载：“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
从那以后，五星出东方作为大汉开国祥瑞被确定下来：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
倘若近期真的出现五星聚于东方，主战一派出兵就板上钉钉，儒生说再说灾异都没用了，萧望之和梁丘贺甚至可能因此而被贬黜，去岭南陪魏相。
可若是反过来，耿寿昌错了，那他们或许能扭转形势！
梁丘贺却没有萧望之这般自信，忧心忡忡，虽说五星见伏有时，所过行盈缩有度，只要知道其运行规律，就能算出五星汇合节点。但亲自参与后，他很清楚，要准确计算究竟有多困难。
尤其是荧惑星，也就是火星有反逆行的情况，最难捉摸。
梁丘贺说起一件事来：“元狩时，卫、霍北征，当时有天官为了讨好孝武，就说五星将于东方汇聚，此乃祥瑞之兆。结果天子等了整整半个月，五星依然散而不聚，大怒之下斩了天官。”
从那以后，甚少有人敢妄言五星之事了，梁丘贺和天官们计算，出入也很大，几种结果偏差了几个月、几年。
那耿寿昌究竟有何依仗，敢将五星汇聚的日子笃定在这几日内呢？
……
预言的第二天，五星又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