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曹七贵’相互勾结，你的人今天要晋升，其他人皆都通过，到明天，我的人要晋升，你们也得答应，使这机构成为这七个人权钱交易之圣地，其他人想到得到晋升难如登天。”
“到了大业十二年，武帝巡幸江都。当时代君处理国政的‘六贵’除了左仆射，还有裴矩、裴蕴、苏威、宇文述、虞世基，左仆射因为廉正不阿，遭到另外五人的排挤诬陷，最终被外放为河南道大使，孤身一人、兵卒全无的跑到中原当‘讨捕盗贼’。由此可见，这种部门一切全靠里面的官员自觉，如果有一个人有私心，就会带动其他人效仿，着实于国不利啊。”
这种机构的设立，无疑会形成一个小小的决策集团，权力过于集中未必是好事，所以杨侗之前就明文规定：凡是涉及到制度和律法的出台，必须要经过朔望朝参来决议，这就是为了分散决策层的一部分权力。
如今的早朝分作三种：最隆重的就是元日和冬至日举办的大朝会，敲锣还要打鼓，仪仗车辆摆得老长，接受群臣以及周边邻邦使者朝贺；第二种是每月的初一、十五举办的朔望朝参，这一天文武按品级就位，皇帝始出坐御座，群官在典仪唱赞下行再拜之礼，在京九品以上文武官都要出席，礼节大于实效；第三种则是每一举行的处理日常政务的常参。
也就是说，三种早朝只有每日举办的常参在办实事，而杨侗现在将制度和律法出台，以及各种大事放到朔望朝参决议，实则是把朔望朝参提为办实事的朝会，这么做的用意有三：一是削弱了三省十部的权限；二是让九品以上的文武参与重大军政事务的讨论，每个人都有权发表意见，集众人之智为朝廷所用，这种全新的朔望朝参深受百官欢迎，主要是杨侗将一部分权力分给了百官，让百官都享受到参与和决定国家大事的快乐；其三、提升低级官员参与感、归属感，和做事的积极性、主动性，最终为国家培养有思想、有头脑的中低层官员，于国家的长久发展有利。
对于杨侗这种分权行为，杨恭仁等人非但没有异议，反而抱以支持态度，就算他们这一代人能够谨守本心，但大隋需要传承下去，各部未必的继承人就未必能够守住初心了，杨侗改制分权对大隋的传承百利无一害，大家乐见其成。
现如今听到杨侗说要在大隋成立一个权力集中的‘政事堂’，在场四人是个个反对。
杨侗心下感动，笑着说道：“类似于政事堂的部门的建立势在必行，也是制度发展的趋势，就拿朕来说吧，现在年轻，还能处理了如山的奏疏，但老了以后呢？另外一个原因，则是继承皇位的是一个懒惰的子孙，他随手就把奏疏丢给亲信处理，后患更加让人无法想象。所以，有的机制提前设立是好事，而作为制度制订的一代人，我们还有几十年时间来完善各种制度，还有几十年时间来取长补短，我们不能因为‘政事堂’的危害，否定他的利处。”
“圣上既然有想法了吧？就不用卖关子了。”听到杨侗这么说，杨恭仁精神抖擞的笑问。
三省六部制和军制、地方制在杨侗之前，处于探索的草创阶段，经过杨侗的指点，大家一一完善成了今天的官制，虽说杨侗没有参与到各个细节，但他厉害之处就在想人之所不能，他稀奇古怪的想法才是最让大家钦佩的地方。
“请圣上明示。”房玄龄亦是期待的说道。
杨侗说道：“‘四贵’、‘选曹七贵’、‘政事堂’等等类似机构的危害主要源自兼任数职。所以选人用人和制度十分关键，如果让朝中重臣兼任，权限会无限放大，然后又走老路。用新人也不行，因为他们没有理政、执政经验，每个人都是纸上谈兵，于国无利。与前两者相比，退出官场的老臣比较合适，这类人经验丰富，可以让他们充当朕的幕僚，处理奏疏，继续为朝廷发挥余光余热。他们只有拿俸禄的虚职，有理政、议政、参政权，但却没有决定权。每一份奏疏批阅完毕，举手表决出结果，并在奏疏之中，夹带或是贴上每个人见解和主张，以便皇帝过目。皇帝过目批复之后，再给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
就跟后世的政/协一样，就算你吵破喉咙，但最后还被卡得死死的，想干涉朝政，门都没有。
杨恭仁沉吟片刻，道：“圣上此法极妙，不但减轻了皇帝的压力，还不会造成权力集中于一个小群体的手中；就算里面有人有私心，并影响到皇帝决策，但还有中书门、门下省、尚书省把关，如果层层考核，能够将危害降到极低。”
“微臣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成立这么一个部门，必然会有主官，如果此人将另外几人吸纳为他的人，是非对错还不是由他一个人说了算？”杜如晦说出了自己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