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立明一直没敢回到上飞机时分配给他的那个位子上去。这几十分钟里，他的确一直坐在离贡开宸不远的那个空位上，密切地注视着贡开宸脸色和脸部神情的每一点细微变化。后舱的暗处，还坐着两位军医。这是应郭立明的要求，由军区空军派来的。郭立明没让他俩穿白大褂。他不想让贡书记觉出有大夫随行，不想把这一路上的气氛搞“紧张”了。按说，六十岁刚出一点头的贡开宸身体一直还是挺好的，无非就是有一点晕机（跟年轻时就有的那点恐高症有关吧），一般情况下，吃一两片“乘晕宁”或“安定”，闭上眼睛歇息一会儿，等一接着药性，就没事了。郭立明跟着，经历过多少回了，每一回都这样。但这一回，郭立明却不敢大意。这一段时间以来，“老人家”的状况有所变化，一向挺正常的血压，高压却时常会突破一百四十这条警戒线。睡眠更不好了。过去一两片安眠药就能被“打倒”的他，现在往往三片四片也“打不倒”了。眼圈发青了，并且出现了衰老的重要症状——眼袋严重下垂，头发越见稀疏，脸部的肌肉也日见松弛……
正如贡开宸料想的那样，郭立明还想在飞机降落前，找个机会向他做一个情况汇报。
但跟贡开宸猜想的不一样，郭立明要汇报的，并非是马扬的情况。前些日子，郭立明的确主动去了解了一下那个马扬。郭立明很明白，贡开宸早晚是要找这个“马扬”的。不管是正面找，还是侧面找，是悄悄地找，还是“大张旗鼓”地找，事先准备好一份有关马扬的详细资料，是绝对必要的。避免事到临头，被动。但此时此刻，他觉得最重要的还不是“马扬”。一向谨慎有余的他，鼓起千百倍勇气，要犯一次自己人生的大忌，做一件自打来到贡开宸身边后从来也不会做、从来也不敢做的事情：干预一下这位省委一把手的一次重大决策——他要力谏贡开宸，让他千万不要去主动请辞。
郭立明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得知贡开宸已经向中央写了请辞报告的。他当然不会去翻看贡开宸的抽屉。但按保密规定，他有责任每天去清理书记使用的字纸篓。一旦发现有记录带密级内容的废弃字纸，在以往，当天就得交保密室，集中销毁。现在各办公室添置了先进的碎纸机，便自行先将它们粉碎，等粉碎机贮藏箱里的积存物累积到一定程度，再取出一并交保密室处理。那天，他就是在清理字纸篓时，发现了贡开宸扔弃的那份最原始的请辞报告草稿的。一开始，他并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因为，他跟省委大楼里的每一个人一样，绝对不会相信，生性刚强、并历来自信的贡开宸竟然会“主动请辞”。完全不可能嘛。贡开宸头脑里即便也会偶尔冒出这种想法，充其量也是一时性起，说说气话，发泄一下，而已而已。但后来，一再地在字纸篓里发现此报告不同稿本的“残片”，经过仔细比照，“研究”，他看出，书记是在反复修改着这份报告，精心地运作这件事，他才渐渐地把它当真了。但他还是不相信，到最后一刻，贡书记真的会向中央呈递这份报告。一直到今天下午七点左右，贡书记的大儿媳修小眉打来一个电话，才使他确信，这一回贡书记是动真格儿的了。那时候，他们已经准备要去机场。修小眉问，出什么事了，要赶去北京？郭立明说，没什么事啊，就是中央领导召见。修小眉追问，真没出什么事？郭立明反问，你觉得呢？修小眉迟疑了一下说，没出什么事，他为什么要我马上把全家人都召集到枫林路十一号（贡开宸的住宅小院），并下达了严格的禁行令：在他回到K省前，不许家人随意离开枫林路十一号外出活动。特殊情况者也不得例外。一定要外出者，必须获得他本人或修小眉的批准。但他又告诉修小眉，在他赴京期间，家人中不管是谁、以什么事由向她请假外出，她都不要准许。否则，便拿她是问。听修小眉这么一说，郭立明心里一紧，嘴里却只是曼声笑应道，是吗？那贡书记对你们可就是太严厉了。
“我爸他真的没事？”修小眉的声音中已经带上许多不安和忧戚的成分了，“他……他真的要被免职了？”从她嘴里突然蹦出关键的这一句。
“免职？开玩笑。谁跟你传这个谣？”郭立明竭力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平静。“你真不知道？”修小眉的声音开始发抖。
“谁说的？告诉我。”郭立明严肃起来。
“……”修小眉沉默着，从电话里传来她粗重的喘息声。又过了一会儿，她说道：“我看到……看到他写给中央的那份辞职报告了……”
“你怎么看到的？”郭立明追问。
“……”又是短暂的沉默。
“修大姐……”
“……有三四天了吧……那天晚上我上枫林路十一号给他送药……你知道的……最近他血压不太稳定……睡眠也不太好。我又不太放心你们省委大楼门诊室那两个实习大夫，所以，总是从我自己的医院里取一点药给他送去……我赶到枫林路十一号，不算晚，九点来钟，到他房间，就看见他正歪坐在那把旧的藤躺椅里睡着哩……最近他有这个毛病，晚上八点到九点之间，总要打一会儿瞌睡（这个‘新变化’郭立明也发现了）。然后，精神特别昂奋，可以一直工作到后半夜。我走进房间，发现有两页古代样式的信纸从躺椅的扶手上掉在地板上……”
“就是那份辞职报告？”郭立明问。他有点着急了。因为去机场的车已经在楼下等着了。
“你知道？”修小眉略感意外。
“我不知道。修大姐，请抓紧时间，说最重要的：你究竟觉察到了什么？要我做什么？”
“……等我把那两页信纸从地上捡起，他就醒了。见我拿着那两页信纸，他显得特别紧张，就一个劲儿地追问我，到底看了没有；还一再告诫我，不管我看到什么，都不许跟任何人说。我告诉他，我什么也没看。实际上我是看了。信写得很短，也就三四百字吧，意思非常明白，就是要为K省发生的一切承担他应该承担的责任，辞去省委书记一职……今天，也就半个小时前吧，他又打电话给我，一是吩咐我召集家人，再一个就是叮嘱我，在他从北京回来前，不能对任何人说起这份报告的事。我问他，这次去北京最主要的是谈他的辞职问题吗？他批评了我，说这种事不该我问。我说这么多年，我一直是非常听话的，从来不过问家政以外的事，但这一回希望他能冷静一点，慎重考虑这个辞职问题……我没把话说完。我害怕他会像以往那样，只要听到我们这些子女对他工作方面的事发表言论，就会扯着嗓门打断我们的话……但今天他没有。我停下后许久，大概有半分钟，也许都有一分钟，他居然一直保持着沉默，然后轻轻地叹了口气，说了声，‘在我回来前，替我管住志和、志雄他们……就这样吧……’放下了电话……”
“情况我知道了。你看……你看……要我做点什么？”郭立明拿起出差应急时用的公文包，急切地问。
“劝劝他……劝劝他……真的去劝劝他……”说到最后一句时，修小眉显得异常着急。
等郭立明放下电话赶到楼下，贡开宸正在和来送行的省长邱宏元、省委副书记宋海峰和省委秘书长高昌小声地说着什么，好像是在谈因他突然去北京，而不得不延期举行的省社科院理论研讨会的事。贡开宸上任伊始，便要求省社科院组织一次大型的理论研讨会，约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和卓越的实际工作者（退休的省市长或在位的大企业家）就K省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和对今后几年的展望，做“无约定”的讨论和评判。以后，便形成了“制度”，每两年举办一届。时间大约都在秋末冬初。现在又到研讨的时候了。社科院方面，一切准备工作也都就绪。贡开宸的意思是，研讨会还是如期举行。但邱和宋的意思是，这个研讨会无论如何要等贡回来再开。“还是等一等吧。等你从北京带回什么新精神，一起研讨。”邱宏元操着浓重的胶东口音说道。说罢，他还淡淡地苦笑了一下，并十分感慨地拍了拍贡开宸。贡开宸没再坚持。他当然明白，他们坚持要延期召开这个研讨会，所等的不是一个“新精神”，而是一个“新动态”——等待中央对K省目前这个领导班子的态度进一步明朗化。具体地说，也就是在等中央对贡开宸的态度进一步明朗化。假如中央决定要改组K省目前这个领导班子，撤换贡开宸，理论研讨当然就得适当地往后拖一拖，以至这样的研讨会还要不要举办下去，都得看新来的一把手的意图，从长、重新计议了。
“走吧。放松一点儿。”邱宏元压低了声音，把整个身子凑近贡开宸，微笑着指了指天，对他说道，“问心无愧嘛。放松一点。”
贡开宸只是默默地笑了笑，用力地握了握老邱伸过来的那只大手。邱宏元两年前才调来K省，年龄跟贡开宸相仿。但他出身“名门”。父母都是**延安时期最早的一批高级技术专家，也是党内早期留学欧洲，后来回国投身革命的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型干部。但两位老人在长期的战争年代一直也没有从政从戎、一直奉命坚守在工程技术岗位上。这也是较为罕见的。邱宏元是从另外一个省的省长职务上平调到K省来任省长的。那次调动也是非常突然。十万火急把他请到北京。由中央组织部的领导向他宣布中央有关决定。谈话一共才进行了十五分钟，并要求他第二天就去K省报到。整个谈话过程中，邱宏元一直希望对方能给他一些比较详尽一点的指示和解释，因为他听说K省前任省长是因为跟现任省委第一把手贡开宸没法协调工作关系，才“被迫”离任的。这情况是否确切？他去了后，应注意些什么？等等等等。但奉命来向他宣布中央决定的这两位领导却完全没涉及这些“敏感问题”。（是有意回避？还是因为没有得到相关授权？或许是在这样的重大场合，本来就不宜谈这一类太具体的问题？）最后，他们只是强调：“宏元同志，明天下午三点以前，你必须赶到K省，不会有什么困难吧？三点，他们将召开省直机关的处以上干部大会，由中组部的领导去宣布中央的这个任免决定。会议通知已经发出了。”
许多人都为邱宏元能不能处理好与贡开宸之间的关系而担心。因为，他们认为，前任省长的政治经历和个人能力都似乎要强似邱宏元；既然连前任省长都没能处理好这个关系，又何况他呢？但出乎这些人的意料，邱宏元到任后，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和贡开宸之间建立了相当不错的工作关系，也建立了相当契合的私人情谊，极大地解除了中央的一个忧虑。这当然都是已经过去了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