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闽地和交趾战役的进行，大唐水师开始驶出内河，走向海洋，开始从内河水师向后世面向深蓝海洋的海军方向转变。
但是轮船或是帆船在远离了海岸线后，就失去了陆地上的参照物，从而无法知道自己的位置了。
地球仪早就被制作了出来，原来学生们需要在进入晋阳书院学习之后，从地理课本上才知道这“天圆地方”的说法是错误的，这看似平整的大地原来是个巨大的球体。到了现在，在开始大力推广教育的情况下，许多正在读乡学的少年都已经知道地球是圆的，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而不是太阳围着地球转的道理了。
这大地是球形和日心说早在春秋时代就被一些星象学家给提出来了。只不过到了后来，在儒家的操控下，星象学成了皇家的专利，原本华夏已经萌生的天文学理论和知识被埋没摧残，彻底沦为了一件维护帝王统治的工具。
地理和天文，是形成世界观的另一扇窗户。一个人的世界观是由民族文化历史、国家地理再加上天文物理几个重要的方面所形成的。文化是传承，历史会让一个人知兴衰、知荣辱，在道德方面变得更加高尚一些，而国家地理则会加强民族观念和国家观念，天文物理则会让人学会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待人生。
后世的“教育家”们却在极力倡导和强迫自己民族去全力学习别国的语言，极力淡化民族历史和国家地理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大多急功近利，而且忘恩负义，缺乏国家和民族观念，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对于“占星术”的垄断和封杀，使得华夏在春秋战国时代所形成的初步天文学知识被埋没和夭折，成了一门预卜凶吉的算卦学问。
远航的商船和出海的渔民们一直使用古老的“观星术”来确定自己在海上的位置，古代的航海家们就使用这种方法能从阿拉伯海驶到华夏，在华夏因为“观星术”为皇家所忌讳，反而是限制了航海技术的发展。至于现在的欧洲，还是一大片野蛮人盘踞之地。虽然这种依靠观测星体位置的方法十分不准确，而且极为依赖航海者的经验，但还算是很有效用。
六分仪的发明和水军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天文院的师生们的发明。
李岌按照自己的记忆强行推行《共和历》，规定一年有365天，而每四年需要增加一天，这种后世得到普遍验证的公历纪年方法。但是天文学院的师生们需要对这一数据进行验证。为了在全国测绘中准确标注自己的测量位置，就需要有一种仪器，它能通过对地平线和中午的太阳之间的夹角的测量，或通过对地平线和某颗固定星之间的夹角的测量来确定纬度。
最初，师生们是用古老的星盘来测量太阳高度，但是有时候在船上进行测量时，由于轮船的甲板随着波浪上下起伏，这种仪器就很难进行操作，而且还不容易测算准确。后来人们用直角仪取代了星盘，在地图上用直角仪及两脚规、量角器、平行尺等计算出所在的位置。
后来经过大量的改进的试验，师生们用一种反射望远镜与水平镜、象限仪组合，发明了一种在海上测量角度的仪器。观察者可通过一面镜子同时看见地平线，它们之间的角度可用边缘标有刻度的象限仪测出，测角范围可达90°，成为一种测纬度的理想仪器。该仪器另一优点是它能使星辰天体的形象与地平线成一直线，而且所测读数更为精确。
不过天文院所研制的量角仪使用的是完整的星盘，其测量范围可达360°，虽然测量效果很好，但很笨重，在出海的测量船上使用极为不便。于是有人就将星盘截取了三分之一，虽然把测量范围限定到了只有120°，但却让其变得极为轻便和易于使用。
这就是最初的六分仪，它所基于的原理很简单：光线的反射角等于入射角。实际上，六分仪也可以测量任意两物体之间的夹角。
六分仪是由一个三角形的架子组成，一边是一个120°弧形板，上面有刻度和一个可移动的指针。反射望远镜将需测量的有夹角的两天体反射到一起，人们就可以方便地测到角度并计算出目前所处的纬度。六分仪较之以往的测纬度的星盘、卡尔玛和直角象限仪等的精度有较大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