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代存东西存在家里，自然没有存在票号稳妥，穷人或者小买卖人，会将东西存在当铺，这些达官贵人家的东西，自然不会放在当铺的，说出去也不好听，所以一般都是放在票号。
“魏忠贤真的越来越过分了！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能不对陛下说明呢？在京城发生这么大的劫案，这是扰乱整个大明的朝纲啊！”一名御史大夫气愤道。他的声音不小。
这个御史大夫身边的一帮御史和朝臣，急忙制止他，让他说话声音小点，都说防着隔墙有耳，再说，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是宫门口啊！到处都是东厂的人，还隔墙什么？身边就是东厂的番役。传到魏忠贤耳中，是要掉脑袋的。
那御史也是达子一个，性情耿直的很，依然不肯小声：“我怕什么？我吃的是朝廷的俸禄，受的是陛下的天恩！自然要恪尽职守，尽我御史的本分，将朝纲不正之处指明，报与陛下知晓，哼！我这就上书参劾魏阉！”
一群大臣闻言大惊，暗忖这达子是不要命了，他们有的站开了一些，不敢再与这名御史大夫靠的太近，有的则小声叫好，却不敢公然支持。
这些人心态各异，既希望有这种耿直的人去与阉党正面对决，又害怕引火烧身。
“吕大人，小点声吧！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内阁几位重臣，却一个也不出头，的确教人寒心呐！”一名东林党大臣轻声道。
御史吕大人哼了一声，依然声音很大：“我不怕！现在的阁臣，除了韩爌中立一些，孙承宗大人中立一些，并不完全投靠阉党，哪个不是魏阉的走狗？就连新近致仕的首辅叶向高，我看，也是魏阉的人！不用指望这些人了！要是指望他们，大明要亡国啰！”
大明内阁一般是七八个大臣，有的时候会多出来一点，有的时候，会少一点。
总之在七个到12个阁臣之间徘徊。
大明的内阁，作用还是很大的！
因为大明有票拟制度。
票拟制度是明代中央决策的重要制度。
明代制度中，外廷官僚的章疏要先由通政司呈递给皇帝御览，之后发给文渊阁，由内阁大学士以皇帝的口吻草拟批复内容，用墨书小票贴在原来的奏疏上，呈递给皇帝。
因为用墨书小票草拟，所以称为票拟。在票拟呈递给皇帝御览后，如皇帝同意内阁意见，则用朱笔照批后将奏疏发出执行（宣德朝后，此项权力转移到司礼监），如不同意则发还内阁重新票拟。
此外，皇帝还可以把这份奏疏压下，既不发下也不打回内阁，而是做冷处理，称为留中。
票拟制度成形于宣宗宣德年间，但宣德初期票拟未成定制。
宣宗只是常命重要大臣为皇帝顾问，以票拟形式参与决策，但这项权力并未专属内阁，不是阁臣亦可参与，如夏元吉、蹇义等即不是阁臣而参与过票拟，这一形式有一些像洪武皇帝初废丞相时与六部九卿面议政务。
不过宣德朝最为重要，最受信赖的三位大臣即内阁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宣宗常问政于三杨，可以说他们促成了内阁票拟制度的形成。
票拟制度成为定制则是在正统年间。英宗正统皇帝九岁即位，主少国疑，皇帝遇事常面询于太后，而张太后素以贤名称著，为避免后宫干政，太后避专，令阁臣议行。此后内阁阁臣掌票拟之职始成定例。
内阁票拟制度刚刚定行之际，还是“同寅协恭”，即所有阁臣协商办理。
直到弘治、正德年间首辅的地位才显著上升，阁臣票拟“居首者始秉笔，地望与次相悬绝矣”，所以后来也称内阁首辅为首揆。
听这吕大人连亡国的话都说出来了，吓得一伙东林党大臣又退开几步，尽量远离他，暗忖这吕大人真的是达的可以了。这是不打算要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