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晏殊自己呢他对王安石，说不上多喜欢，但是也说不上十分厌恶，对事不对人的话，单就王安石提出的这个以战促和的理念，就已经足够让人承认他的实力了。
只要这个人的观点是对大宋好的，自己就会向上举荐，这就是晏殊的为人处世之道。
陆垚这边看了看赵祯所在的区域，晏殊今天到场的时候已经跟陆垚说过了，一会儿会找机会将王安石推荐上去，陆垚十分赞成。在现在这个阶段，陆垚觉得欧阳修跟韩琦，都应该是支持王安石有所作为的，真正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是在宋神宗时期，现在欧阳修、范仲淹、韩琦，应该还是会支持王安石这样一位大能人的。而也是这个时候，仁宗时期，才是王安石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时期。
北宋立国后，鉴于唐末藩镇割据的教训，因此搞了一套将地方行政、财、军三大权集于中央的政治改革。经过改革后，北宋削弱了地方对中央的威胁，增强了中央集权；削弱了武将地位，实行文人治国。但是由于赵家太祖是篡位登基，做贼心虚，所以他的改革有一点矫枉过正。
比如赵匡胤害怕大臣集权，他就采取了一职多官的策略。这种一官多职的想象，当代社会也是存在的。一个职权分成好几个职能部门，想去办点事就要跑十几个衙门。这么搞固然是削弱了官员的权力，使官员不能揽权。但代价就是官员数量巨大，职权分配不清晰，遇见事故就相互推诿，净是一群只拿工资却不干活的玩意。并且北宋官员的级别和待遇还都不低，朝廷每年仅仅官员俸禄开支这一项，就有很重的负担。
除了公务员负担这一项外，北宋的军队负担和土地兼并也是两个大问题。军队的问题主要是两点，一是军队人数太多，二是军队战斗力积弱。之所以会有这两个问题，也是两方面造成的一是北宋的外患很重，为了对付西夏和辽国的威胁，就需要养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二是北宋皇帝害怕军队会造反，就设置了防止武将专权的制约体系。造成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问题。兵将不识的结果就是兵士虽多但不精，对外作战的开销巨大，而战争回报非常感人。
养官、养兵、打仗都需要开支，那么钱从哪来呢从老百姓身上收税呗。但问题是北宋不抑制土地兼并，士绅疯狂兼并老百姓的土地，而士绅不用纳税，老百姓没有了土地却仍然要纳税。其结果就是朝廷收不到税，而老百姓的负担却很重。朝廷和老百姓都是受害者，得利的只是士绅。
既然社会存在这么严重的贫富不均问题，那么改革就是必然的了。王安石变法前，宋仁宗时期的欧阳修、韩琦等人就是力主改革的代表人物。但是他们的变法目的，实际上有很大的功利性。作为官僚阶层，在没有确实可见的利益推动下，他们是不会给统治阶级卖命的。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就是说韩琦和欧阳修等人的改革，出发点并不是单纯的富国强兵，而是通过改革让自己升官。往好了说是为国为民，说白了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政治前途。
宋仁宗死后，宋英宗继位四年也驾崩，然后就进入了宋神宗时代。神宗继位后，满朝文武都是历经仁宗、英宗的三朝元老，神宗的威望很浅，毕竟他是个只有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子。而像韩琦和欧阳修这样当年都还很嫩的新人，在神宗时期则已经都晋升为老变法了。所以宋神宗为什么要变法一方面确实是因为国家疲敝不堪，需要变法；另一方面则是希望通过变法达到揽权的目的，把宋仁宗时期的老变法们都赶下去。
王安石的变法恰好符合了神宗的利益。一是他的变法主张确实能够替朝廷敛财，缓解财政压力；二是他的个人性格也符合神宗打压老变法的潜在目的。在这种双赢局面的推动下，王安石和宋神宗就算是一拍即合了。然而基于这种目的不纯的变法改革，遭到抵制也是必然的。
首先是绅士和老百姓反对他，士绅反对很好理解，毕竟王安石动了士绅的利益。百姓为什么也反对变法这是因为王安石的变法的目的是富国而不是富民，他夺商人、地主和农民之利归国家，富得是国家，跟老百姓没关系。也就是说，王安石变法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