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领导再没说一句话。
……
我们三人从天朗家里出来会社区，走得很慢。
“要留意刘天朗。”袁姐忽然对我说。
我看看她：“...…留意他什么？”
“保持联系，经常接触接触，看看他们家需要什么帮助。”
“嗯。好的。你放心，您不说我也想着呢。”我说。
袁姐的脚步停住了，站定在我面前，看着我，像是有点不放心似的：“洋洋，我说的话你听懂没？”
张阿姨站在她旁边，跟她一起看着我，她们的样子是意见统一的，是有默契的。
我有点纳闷了：“我听懂了呀，您不是说，要我及时帮助他吗？”
袁姐与张阿姨互相看看，决定还是把话跟我说得更明白一些：“要小心他。他有什么动向你都要掌握，要跟我及时沟通，我们跟派出所那边都会关注他的。”
我一下子有点蒙：“啊？您是这个意思？”
“对。”
“……你把他当做是危险分子了？”
“不能那么说吧，重点关注对象。”袁姐说。
我忽然对这位一直都很贴心的，很信赖的领导有了些意见，不知道是因为她刚才没有喝刘天朗递来的水，还是因为她现在要我把他当做是一个“重点关注对象”，我没说话。
袁姐看了看我，像是猜到了我的想法一样，并没有再继续这个议题。
第二天上班，低保户的录入系统发来消息，我们社区里的有两个家庭整体收入超出了标准，要停止发放低保了。其中一户在我负责的网格里，我马上给那家打了电话，告诉他们低保要停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奶奶在当天下午就问信找来，跟我说生活如何不已，负担怎么重，要求我可怜可怜他们家，要我重新发放低保。我不得不从一个重要的报表中抽身出来，跟她解释，低保跟全社会的报税系统都是联网的，无论是数据还是政策标准都不能修改，更不是我能决定的事情，您让我怎么帮您呢？
老太太苦求我一个多小时，见实在没用，呸了一声走了，临走时给我留下一句话：“看着人模狗样的，怎么没长心吗？”
我就硬生生地接了这一句，坐回自己的座位上，愣了好一会儿，被人这么说觉得心里怪难受的：我才不是没长心的人呢，正相反，我心比谁都软，我比谁都有人情味儿，我小时候跟小朋友分橘子苹果都是自己吃小的一半给别人大的，我现在长大了别人的事情只要是求到我，我都尽着自己的能力去办绝不含糊，可是在社区里工作日久，我发现你要不要投入感情，就好像我爸给我姥姥做菜每次都小心翼翼地放盐一样，放多了怕她高血压受不了，放少了又怕没有味儿她不爱吃，老年人营养跟不上。干我们这行，别人的家事是你的公事，你不设身处地替人着想，不投入感情，别说像我这样快干一年的了，连坚持一个月的耐心恐怕都没有；可是如果太过感情用事，那也不能公平公正的完成工作，或者执行政策。
我对刘天朗心怀同样的矛盾。人怕接触，接触多了，了解多了，总是难免共情，我去过他工作的发廊，他生活的小窝棚，我把他从去外地的大巴车上拽下来，陪着他送走他爸爸，还借给了他七千块钱，看见他痛哭流涕。在那些零散的片刻中，我能体会到他遭受的苦难，我可能不同情他吗？我又不是一个木头。可是同时，这个人还有另一面，也不可能被轻易抹去，他的爸爸烧掉了半边楼，欠着人命，他的性格里没有疯狂残忍的基因吗？他跟这个小区别的居民，他们之间没有仇恨的烙印吗？这谁能为他打包票呢？
怎么对待刘天朗让我左右为难。我既不想要跟他再有更多的接触，让自己更加同情这个命运多舛的男孩儿，也不想要像袁姐说的那样监视他，汇报他的动向。我跟他特意保持距离。
直到这一天，文具店的郭姐找上我，让我帮忙把房租退给天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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